大部分苞荫户。在实行均田制度的时候，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旧是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态。
虽然这样，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对于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仍然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影响。地主的一部分苞荫户，由于行三长制和均田制而成为均田农民。均田农民的增多，使农民的租调得以减少并固定起来。这些结果，或多或少地改善了农民的处境，削弱了大地主对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法的控制力量，因而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均田令强制授给露田，实际上就是强制垦荒，这对农民是一种剥削的手段，但是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耕地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
残存的西魏大统年间的敦煌计账中，有一些匈奴、高车等族均田农户的名籍，从这些名籍看来，他们的家庭组成、土地状况以及对国家的负担，同当地汉人没有差别。这又说明均田制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定居农耕生活，促进了他们的农业化。
由于代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国都平城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孝文帝力图摆脱代北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以加速北魏政权的进一步封建化，更由于北魏加强统治中原人民的要求，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把都城迁到洛阳。接着，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以汉服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禁用鲜卑语；规定迁洛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并使鲜卑贵族门阀化，等等。在改变姓氏和规定门第方面，太和二十年改拓跋氏为元氏，门望最高；其余所改鲜卑著姓中，穆（丘穆陵氏改）、陆（步六孤氏改）、贺（贺赖氏改）、刘（独孤氏改）、楼（贺楼氏改）、于（勿忸于氏改）、嵇（纥奚氏改）、尉（尉迟氏改）等，合称八姓，其门第与北方汉人士族崔、卢、李、郑相当，不充猥官，只任清职。
孝文帝迁洛和改革，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鲜卑族进一步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从服装和语言的改革说来，鲜卑旧服不合于“华夏衣冠”传统，也不适宜于中原农业社会的生活；鲜卑语言不能反映迁洛后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内容，不适宜于作全社会的交际工具，因而都需要改革。鲜卑贵族命官班爵以武功为准，与汉人士族制度不合，妨碍了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的进一步糅合，妨碍了北魏统治进一步加强，因而也需要改革。孝文帝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鲜卑贵族，着眼于巩固北魏政权，但是客观上却促进了拓跋部全族同汉族的融合。
经过改革以后，迁洛的鲜卑劳动者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他们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尽力伊、瀍，人急其务” ，最终脱离了游牧生活和部落联系，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鲜卑贵族则抢占良田，成为中原的封建地主，有的还兼事工商聚敛。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习俗的改变固定下来，虽然以后政治上还发生过一些风波，他们都没有再迁回代北旧土。
孝文帝的改革，说明征服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鲜卑拓跋部，自己不得不被汉族较高的文化所“征服”。在这个“征服”过程中，鲜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能，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歌》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尚上，都显示了汉人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稍后，颜之推比较南北方音，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 ，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孝文帝迁都、改革以及以后六镇起义，在不同的意义上推动了拓跋部封建化的完成，推动了民族的融合，以至于出现了“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 的结果。至于鲜卑文化习俗遗留至隋唐者也所在多有。李白诗中“脱君帽，为君笑”句，就是鲜卑脱帽欢舞的礼俗 。唐时婚嫁之礼，喜立毡帐，盖源于北朝穹庐之制 。唐开元时，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 。
孝文帝的改革，受到一部分守旧的鲜卑贵族的激烈反对。这些人对于孝文帝提倡读书表示不满，他们疑忌丛生，唯恐孝文帝宠幸汉族士人而疏远“国戚”。他们不愿放弃代北的耕地和牧场，害怕迁都后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影响，因而极力反对迁都。定都洛阳以后，他们不愿携带家财跋涉艰险的旅途，又害怕洛阳暑热，仍然拒不赴洛。孝文帝允许部分鲜卑贵族留家代北，冬来夏去，当时人把他们称作“雁臣”。但是，守旧贵族的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太子元恂打算轻骑逃回代北，被废为庶人，后来又因谋反被处死。穆泰、陆叡等人联络宗室王公，在平城发动叛乱，鲜卑贵族八姓除于氏以外都有人参与。孝文帝虽然感到南北纷扰，担心在洛阳立足不稳，但是仍然坚决把叛乱压平下去，巩固了迁都和改革的成果。
北魏中期以来，北方衰败的经济开始回升。以后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到6世纪初期，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迁都以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附近黄河中游的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多了。6世纪初期，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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