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陈时期，除了少数较有价值的抒情写景的诗篇以外，充斥一时的是所谓宫体诗。宫体诗反映宫廷腐朽生活，内容绮靡猥琐，是诗歌中的糟粕。
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都有许多乐府民歌传诵至今。南方的乐府民歌，主要有吴声、西曲两类。吴声产生在建康一带，西曲产生在荆、郢、樊、邓地区，两者都是大部分出于商贩、船户和其他贫民阶层，内容也都以恋歌为主。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小巧清新，富有想象力 。吴声、西曲题材狭窄，有精华也有糟粕。
现存的北朝北方乐府民歌，数量比南方少，但是在北方文学中所占的地位却很重要。北方乐府民歌的作者除了汉人以外，还有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族人。这些乐府民歌题材较广，有的反映人民的疾苦，有的斥责各族统治者的混战，有的表现各族人民的勇健面貌，有的描写北国风光，还有的描写直率的爱情，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朴质爽朗而又刚健的风格。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木兰辞》，在北朝诗歌中价值最高。《木兰辞》虽然经过隋唐诗人的加工改造，但基本上形成于北朝。它以长篇叙事诗的体裁，刻画了一个代父从军、淳朴勇敢而又不求封赏的妇女形象，在民间影响很大，并且在艺术表现方面对后代某些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文章，得到千古传诵。南朝文人把文章区分为“文”“笔”两类，即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文章多采用骈体形式，对仗工整，声律协和，文胜于质。这个时期，散文著作亦有可观。《三国志》、《后汉书》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书的某些部分，都是文字流畅，形式活泼的散文。
在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志怪小说的产生，同宗教的流行特别是神不灭论思想的弥漫有关，它的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文人轶事小说，是士族玄谈的产物。这两种小说都是由短篇故事构成，有些部分文字颇为精练。它们之中充斥着宣扬鬼神报应和伦常的内容，渲染士族腐朽的精神面貌。但是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和一些发人深省的轶闻轶事，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论文》评论了建安七子，评论了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强调作者气质决定作品风格。西晋陆机作《文赋》，“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是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文献。
齐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的见解，分析了文风嬗变和各种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刘勰主张文附于质，质待于文的文质统一论，反对仅以形式取胜的文风。刘勰还广泛地评论了历代的文学家，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批评的观点。
继刘勰之后，梁代钟嵘写成了《诗品》一书。钟嵘论诗与刘勰相近，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他论述了诗体源流，评论了历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对后代诗评颇有影响。
文学作品积累的丰富，文学批评的发展，促成了文学作品选集《文选》的出现。《文选》的编者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根据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一定的取舍标准，选录了大量诗赋和文章。萧统之后，陈代的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至南朝的诗选《玉台新咏》。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雕塑、书法艺术大放光彩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南方画家辈出。吴孙权时的曹不兴，东晋时的王廙、卫协，都以善画人物像特别是佛像著名。东晋顾恺之作人物画，最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全在所画人物眼上，所以有所谓“点精（睛）便语” 之说。据说他的画“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 。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是古画中的珍品。
宋代的陆探微，是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他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之相近。据说他的画“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 。梁代画家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非常生动。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典故的由来。唐代的张怀瑾综论历代画家，认为顾、陆、张三家人物画各有特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
南京出土的晋宋间墓葬中，保存了一套砖刻竹林七贤画，画上人物比例匀称，神态各异。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画像砖出行图，有乐舞、鼓吹等场面。云南昭通的东晋太元年间大姓霍氏墓中，有部曲及其他场面的壁画，部曲装束有为夷人，有为汉人。这些壁画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和历史资料。
在北方，北魏的蒋少游和北齐的曹仲达，也以善画人物著名。
晋宋时期，与山水诗的盛行相应，出现了许多山水画家。顾恺之能作山水画，戴逵、宗炳、王微、谢约等都以山水画名家。北方的山水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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