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张彦远评论此点，认为“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 。
这一时期，也有绘画理论著作出现。南齐谢赫在他所作《古画品录》中，论述作画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采，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谢赫的六法，受到后代画家的推崇。
南北朝雕刻艺术广泛发展，许多名画家也以善雕刻著名。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潜听观众议论褒贬，反复修改，三年乃成。戴逵子戴颙传习逵书画及雕刻艺术，造诣颇精。北魏的蒋少游，工于雕刻及建筑艺术，曾参与设计平城和洛阳的宫殿建筑。
这个时期，北方各地无名工匠创作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和绘画的综合，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艺术成果。
石窟寺艺术，是随着佛教东传而在北方各地由西向东陆续发展起来的。中国境内石窟的开凿，最早当在新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存石窟，以天山以南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最为集中。在拜城的克孜尔一处，就有石窟二百余，其中窟形、壁画保存完整的有七十多个，但是窟内塑像全毁。这些石窟开凿的年代，一部分当在东汉后期和晋朝，多数则在北朝和北朝以后。窟中壁画多为佛经故事、佛像以及各种装饰图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东，甘肃省境内，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石窟最多。敦煌东南的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延绵排列千余公尺，今存有塑像、壁画的石窟还有486个，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20多个。敦煌西南的千佛洞，十六窟中多数是北魏时凿成的。敦煌以东安西的榆林窟（万佛峡），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石窟寺等，都是始凿于十六国或北朝时期，其中麦积山的百余窟，绝大多数都是北魏晚期和北周的创作。
由河西走廊向东，石窟艺术传播到了北魏都城地区。大同以西武州山的云冈石窟群共有百余窟龛，规模宏大，其中最早的五窟，是北魏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开凿的。以后献文、孝文诸帝都在这里大量兴造。云冈石窟雕像数量极大，最大的佛像高达十几公尺，气势非常雄伟，艺术价值很高。
洛阳造窟，始于太和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石窟艺术在这里更形发展。宣武帝景明（500—503年）初，在洛阳以南伊阙龙门山营造石窟，以后龙门伊阙两岸石窟工程日益浩大，斩山石数十丈，20余年中用人工80万以上。至于私人造像，也是盛极一时。经过北魏至唐代的不断修造，龙门断壁上石龛遍布，大小石佛林立，足与云冈石窟媲美，成为中国古代雕刻的两大宝库。
魏末至周、齐时期，黄河南北各地凿窟造像之风极盛，著名的石窟寺除了上述各处之外，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巩县石窟寺（始凿于北魏末），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等等。辽宁义县也有万佛洞石窟，建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川广元的造像，成于北魏末期，就其艺术风格来说，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一个支派。至于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的原因，石窟很少。史载梁沙门僧祐营造摄山大像（在今江苏南京市）、剡县石佛（在今浙江新昌境），其中剡县石佛高达十丈，规模宏伟 。其遗迹经过后代修补，现还存在。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艺术中，汉族文化所独有的书法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书法是与绘画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艺术部门，由于绘画和书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 。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已经形成，名学者蔡邕就是那时书法的能手。汉末至三国初年，梁鹄以善八分书（隶书不带挑法者）著名，梁鹄弟子毛弘传鹄笔法，为晋代八分书法所宗。张芝善章草（旧隶的草体），据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时人称他为草圣。他的书法对魏晋书法影响很大，西晋卫瓘、索靖都传张芝草法，号为一台（尚书台）二妙。魏初钟繇擅长真书（楷书），又与胡昭同传汉末刘德升行书。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 。行书、真书比旧隶简易，魏晋间行书、真书流行，是汉字书法的一种进步。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文人工于书法的非常多。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他学钟繇书，同时又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完全脱离了隶书的窠臼。王献之被称为小圣，他的字骨力稍逊于父而富有媚趣。唐代张怀瓘《书断》把王氏父子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五种字体都列入神品一类，可见后人对他们书法艺术的推崇。
北方士族崔氏、卢氏工于书法的人也很多。卢谌学钟繇，崔悦学卫瓘，谌、悦又同习索靖草书，子孙相袭，为北方书法世家，所以史称“魏初重崔卢之书” 。崔悦孙崔宏善草、隶、行书，行书尤为精巧。北方书法接近汉隶，与南方书法风格有所不同。
董卓之乱以后，朝廷雅乐散失。曹操破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杜夔与歌师、舞师等人增损旧制，恢复了庙堂乐舞。西晋永嘉以后，朝廷乐官、乐器为刘曜、石勒所得，石勒灭后，才有一部分乐人南迁。淝水战时，东晋获苻坚乐工；刘裕灭后秦，又从关中获得由前凉张氏所传汉魏清商乐（即相和歌词的一部分），江南雅乐才稍稍完备。东晋末年以至于宋、齐之世，江南吴声，荆楚西曲，都进入乐府，被之管弦，并且普遍流行起来。
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胡乐”，包括西域乐和外国乐，陆续东来，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乐舞的一大变革。前凉时天竺乐传入凉州。前秦末年，吕光灭龟兹，得龟兹乐，龟兹乐后来散入中原，进入北魏乐府。吕光、沮渠蒙逊等又在凉州以旧乐杂入龟兹乐，成为西凉乐（又称秦汉乐），太武帝灭凉获之。在此前后，北魏灭北燕，得高丽乐；通西域，又得疏勒乐、安国乐。西魏、北周时，高昌乐、康国乐也传入内地。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传入七调的乐律。北齐胡乐更盛，“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 。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胡人，都以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北朝的太常雅乐，大量参用“胡声”，胡乐的乐章、乐器、乐舞，在民间也颇流行。
秦汉的角抵戏，魏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北齐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 。周灭齐后，征百戏入长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戏剧开始形成。蜀博士许慈、胡潜由辩论文义而相忿争，终至斗打，刘备使倡家扮演许、胡，“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后赵石勒以俳优演出参军某的故事 ，以为笑谑，这就是唐代参军戏的由来。北齐的《兰陵王》（唐时称为“代面”或“大面”）歌舞，演出兰陵王著假面作战的故事；《踏摇娘》演出醉汉殴妻，其妻怨苦悲诉的故事 。在这些歌舞中，故事情节更为完整，更接近后代的戏剧。
这个时期的乐舞、戏剧，主要是限于宫廷表演，在民间的影响不大。
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学实践经验的积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科学的某些部门，比秦汉时期前进了一步。算学、医学和农学，在这个时期都有一些突出的成就。
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并著有《海岛算经》一书。中国古代算学发展的标志是圆周率的计算，刘徽的贡献，也正在于提供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正确地指出利用《九章算术》中圆周率等于三的数值来计算面积，所得出的不是真正的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他把圆内接正6边形依次分割为正192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同圆周近似，这就是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
刘徽之后，还出现了佚名的《五曹算经》以及《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甄鸾《五经算术》等书，对算学各有发明。但是在算学方面成就最大的人，是宋、齐之间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年）著有《缀术》一书，已失传。祖冲之求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这两个数值之间，精确程度很高。直到1427年，中亚的一个数学家阿尔卡西（Al-Kashi）才打破祖冲之圆周率的6位准确数值，求出了16位准确数值，但是这已经是在祖冲之以后将近千年的事了。祖冲之还用两个分数值来表现圆周率：一个是密率，为355/113，另一个是约率，为22/7。祖冲之的密率数值，在欧洲要到1573年才由德国数学家鄂图(Valentin Otto)得出，比祖冲之晚了一千多年。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也是一个算学家，他发现了刘徽所没有解决的计算球体积的公式。
在天文历法方面，东晋虞喜求得春分、秋分点每50年在黄道上西移一度，叫做岁差。祖冲之把岁差应用于历法，制定大明历，并且在大明历中定出了比较精确的每年日数的数值。
在机械学方面，曹魏时期马钧改进了绫机，提高了绫机的效能。祖冲之创造千里船，用机械转动，日行百里。
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他曾编辑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并集中了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一部《脉经》。《脉经》把脉象分为24种，根据不同的脉象，判断疾病的种类。东晋葛洪著《肘后卒就方》，梁陶弘景补其阙漏，成《肘后百一方》。这部医方不用难得之药，简要易明，切于实用。陶弘景的《本草集注》著录本草药物七百多种，比汉代的《神农本草》多出一倍。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齐民要术》内容广泛，包括谷物种植法、菜蔬瓜果种植法、种树法、养家畜家禽及养鱼法、酿造法、做菜法等，正如贾思勰在自序中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齐民要术》还记载了有关农作物的异闻以及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齐民要术》不但集《氾胜之书》以来北方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而且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价值很大。贾思勰是一个极为博学的人，他的著作中所征引的古书，有名可考的即达百余种，有些重要古书，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等，主要由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部分留传下来。贾思勰并不局限于此，他作《齐民要术》时“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 ，把丰富的书本知识同农民的生产经验以及自己的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样就更增加了《齐民要术》的科学价值。
西园军，灵帝中平五年初置，凡八校尉，袁绍、曹操皆为校尉，蹇硕以上军校尉统领之。
《后汉书》卷一〇二《董卓传》。
曹丕诗，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延康元年注载丕令。
《三国志》卷八《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
《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
《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引《昌言·损益》。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国渊传》。
置大司农在建安十八年（213年）。屯田官属于大司农，见《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司马芝传》及卷九《魏书·曹爽传》注引《魏略·桓范传》。在未置大司农以前，屯田官由司空掾属（后来是丞相掾属）权管，国渊为司空掾属典屯田事可证。
《三国志》卷一六《魏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齐民要术》卷一注。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
《乐府诗集》卷三二引《广题》。
《三国志》卷二七《魏书·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谓嘏博昌著姓，“遇荒乱，家贫卖鱼”。
《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卷一二《魏书·邢顒传》。
《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赵俨传》，谓俨“避乱荆州，与杜袭、繁钦通财同计，合为一家”。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注引《傅子》。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后汉书》卷一〇〇《孔融传》。
《三国志》卷一二《魏书·崔琰传》。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文曰：“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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