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因此，武宗下令灭佛，毁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放为两税户的寺院奴婢15万人。宣宗即位后，面临更加紧张的阶级形势，特别注意提倡佛教。当时的李节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儁朗之士皆息心焉” 。
唐朝皇室追尊老子李耳为其祖先，道教的地位提到了佛教之上。唐太宗诏：“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 高宗时，又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规定佛教居道教之上。睿宗又下令：“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 玄宗时编订了《开元道藏》。天宝八载，将其颁于天下，由诸道采访使负责，令各州转写。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亲注《老子》，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开元二十九年（741年）令两京和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 ，每年依明经例考试。长安的玄元皇帝庙后改称“太清宫”，它具有道观和皇家宗庙的双重性质，在盛唐之后的国家祭祀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遍布全国的宫观网络，则会定期举办各种仪式，为国祈福。
就道教自身而言，随着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南北朝以来分化发展的道教也走向进一步的融合。上清派（又称茅山宗）是唐代道教的主流，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上清宗师相继为皇帝所重，且与士大夫交往密切，影响深远。不过，唐代道教各派的界限在逐步淡化，正一、灵宝、三皇等，虽然在唐代依旧有活动，但随着相互融合的深入，道教各派本身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法位阶梯，正一箓是最低一级法箓，其次是灵宝，最后是授上清箓，这也是道教徒所能获得的最高法箓。在科仪的整理方面，唐代道教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盛唐时期的张万福与晚唐五代的杜光庭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经由他们整理之后的斋醮科仪成为后世道教仪式的正统模式。
炼丹术是道教重要方术之一，唐代金丹黄白术一类的书颇多。此后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等，均饵服道士金丹。
在统治者大力扶持下，唐代的道教也很盛行。事实上，除了上清一系外，唐代还活跃着其他一些具有不同面貌的道士，比如以法术著称的叶法善、张果等。道教对于文学的影响颇大，李白、贺知章、施肩吾等文学家都信仰道教。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社会上层流行。
唐朝统治者深知宗教是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对外来的宗教也一概欢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也在唐时相继传入。
祆教又称火祆教或拜火教，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波斯和中亚诸国。其教义是宇宙间有光明的善神和黑暗的恶神互相斗争，以火代表善神而加以崇拜，也拜日月星辰及天。十六国时，祆教传入中国。唐时，在长安、洛阳、凉州、沙州等地的波斯和中亚商人建立了祆祠。唐王朝还承齐、隋之旧，置萨宝主祀祆神并管理祆教徒。近年来，随着太原、西安地区虞弘、安伽、康业、史君等墓葬的相继发掘，一批具有浓厚祆教色彩的文物、图像等呈现在我们面前，使得主要经由粟特人带入中国的祆教文化在隋唐时期的影响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景教是基督教的别支，为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斯所创，流行于波斯。其特点是不拜圣母。贞观九年（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自波斯来长安，十二年，唐太宗令在长安置波斯寺一所，高宗时又令诸州置寺。景教徒夸耀其时景教的盛况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玄宗天宝四载（745年），令两京及诸府、郡波斯寺改名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盩厔（一说出土于长安）。此碑现存于西安碑林。
摩尼教为波斯人摩尼所创，一称明教，流行于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其教义是：宇宙间有明和暗二宗的斗争，初际天地未分，明暗各殊，势均力敌；中际暗来侵明；后际明暗各复本位。现时处于中际，人应助明斗暗。教徒应制欲，不茹荤，不饮酒，不祭祖，白衣白冠，死则裸葬。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把摩尼教的《二宗经》传入中国。安史之乱后，摩尼师与回鹘使者同来长安。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敕许回鹘奉摩尼者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以后，又许于荆、扬、洪、越等州和洛阳、太原二地置摩尼寺。祆教和景教后来衰落下去，而摩尼教则仍在江淮、福建一带流传。
伊斯兰教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唐代，广州等地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留居，相传穆罕默德舅父赛得·伊本·阿比瓦加的墓就在广州。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留居十年，他在返国后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述了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
唐初的傅奕虽究阴阳术数之学，但却一概不信。他屡次上疏请罢佛教，对佛教施加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而僧徒却宣传一切由佛，这完全是谎言。他还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
唐初的思想家还有吕才。吕才认为，世界的根源是浑然一元之气。他从历史事实揭穿了禄命论的无稽，指出人的寿夭、祸福、贫富、贵贱都是客观条件决定的，和禄命无关。他又说，卜葬本为“备于慎终之礼”，亦与吉凶无涉 。他还抨击了巫师倡导风水迷信、诈骗人民的行为。
唐太宗以儒学多端，注释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和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复加考证，永徽四年颁布天下。南北朝时期，对于儒家经典“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统一后，各地学者集中京师，研核异同，其间出现了“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集南北儒学大成的刘炫和刘焯。他们“所制诸经义疏，缙绅咸师宗之” 。《五经正义》即在此基础上，对汉儒的注文加以诠释。南北儒学最终以官方的形式加以统一。《五经正义》除了三礼和《诗经》用南北通用的郑玄的笺注，其他都用南方通行的注。《易》用王弼注，《书》用孔安国注，《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南方儒学统一了北方儒学。
唐代经学不仅是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总结和对南北朝经学的交融，而且是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历史，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加以运用和发挥。唐初贞观君臣对五经，特别是《周易》、《尚书》和《周礼》中的辩证观点、民本思想和政治管理理论非常重视，并加以发挥。贞观君臣论治中引用《尚书》的内容，大部分来自《虞书》、《夏书》，重点是帝道和王道，主要是统治理论和治国方略；引用《周易》的主要来自《系辞》，内容涉及发展、变通的观点，君臣关系等。而唐代的政治制度则与《周礼》有着相通之处。这些新的成果也反映在《五经正义》的注疏中。
佛教和道教在上层社会和民间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而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思想界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远。唐朝统治者所提倡的三教论衡，也促进了佛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渗透。韩愈尽管对佛、道采取批判的立场，但还是吸收了许多佛学思想。柳宗元更是认为，佛教经典中的一些内容是和儒家经典相通的。正是利用了这些思想材料，唐朝后期的思想家作出了许多新的创造，为宋代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贞元、元和之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关心国家命运的士大夫，一方面鼓吹革新政治，同时也注意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方面来巩固统治。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提出：“博爱之谓仁，仁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力斥佛、道，陈言佛道的弊害，并提出了儒家的道统。他说，他的道是传先王之教。这个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死后，儒家道统不得其传。他把道之传授止于孟轲，而把汉朝以来的儒学全抛在一边，表明了他建立新的儒学体系的意图。韩愈还援引了《大戴礼记·大学》中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并特别强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韩愈吸取了佛教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利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抽象之心性与具体的政治社会组织加以融会贯通， 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太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韩愈在这里不是抽象地谈心性、修身，而是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是要“将以有为也”。这样就把自己的观点与禅宗的心性之说区别开来。
到唐朝中后期，传统经学衰落。建立新儒学已经不能以《五经》为主要依托，需要不同于以往的思想材料来加以发挥。韩愈首先引用《大学》来阐明其说；把儒家道统止于孟子，突出孟子地位，为《大学》独立成书和《孟子》入经铺平了道路，是由传统的突出《五经》到宋代突出《四书》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些都是韩愈在新儒学建立过程中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原性》等文中，韩愈认为，人的性与生俱生，构成性的要素是仁、礼、信、义、智。性有上、中、下三品。性上品者善，就学而愈明，性下品者恶，畏威而寡罪，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其品终不可移，中品则可导而上下 。在韩愈的思想体系里，统治者是一种“人性”，而被统治者又是一种“人性”。他说，君主是发号施令的，官吏是奉行君主命令并以之施加于人民的，人民则是“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
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又与韩愈合著《论语笔解》。他的著作一方面继承了孟子的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佛学内容。他说，凡人之性与圣人之性没有差别，都是善的。人性本静，当动感外物，有了情时，才分出善恶来。圣人得性而不惑，不为情所累；凡人则溺于情，而不能知其本。凡人只有不断祛除生活的情欲，弗思弗虑，最后达到“寂然不动”“情性两忘”的境界，才算复性。
在韩愈的世界观中，天命论占着统治的地位。他认为，天是有威灵的，贵与贱，祸与福，都决定于天的意志，人对于天只应随顺敬畏。
韩愈的天命论观点受到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批评。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人，生长于长安。他的有关思想和哲学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天说》、《与韩愈论史官书》、《答刘禹锡天论书》、《天对》、《贞符》、《封建论》、《非国语》等篇。柳宗元认为，宇宙无极，元气浑然而处其中。阴阳二气“吁炎吹冷，交错而动” ，呈现出各种状态。天地、元气、阴阳，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而罚祸。向天呼号，希望它有赏罚，希望得到它的怜悯，是极其谬误的。柳宗元的思想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和无神论的精神。
柳宗元还认为，人类最初与万物俱生，不能搏噬，又无毛羽，故必须假物以为用，架巢、空穴以居，用草木、皮革遮体，噬禽兽，咀果实，合偶而居。假物必争，争而不已，就有了断曲直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自天子至于里胥，其有德者，死后，人必求其嗣而奉之。所以，柳宗元认为，帝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 。历史的发展，“非圣人意也，势也” 。柳宗元提出“势”这个范畴，力图寻求历史进化趋势的答案。
刘禹锡（772—842年），字梦得，彭城人。他写了《天论》三篇，进一步探索天人关系问题。他认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所能在生万物，人之所能在治万物。天与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点，“交相胜”，“还相用” 。
在《天论》里，刘禹锡还提出了他对有神论的社会根源的看法。他认为，在法大行的社会里，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必赏，违善必罚，人们就会说，祸福决定于人的行为，与天没有关系。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