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这表明他对于客观辩证规律是有一些认识的。但他把天、理、心都等同起来，不把天和心作为物质性的实体，而认为二者的最本质的东西却是一个“理”。
程颐的哲学的中心命题为“性即理也”，他认为“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和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性或理又是先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1130—1200年），生于闽之延平，祖籍是徽州婺源。他是南宋时期最大的理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到朱熹就更加完整和具有系统了。
朱熹是一个很渊博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作了注解阐释的工作。他通过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所作的《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以及《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事实上就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他平时对学生的一些谈话，被记录下来，后来辑为《朱子语类》，也是朱熹的一种重要哲学著作。
对于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朱熹以为：“理在先，气在后”，以为“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以为“理是本”，“理终为主”。而这个理的极致，即其最高境界，则为“太极”。但他又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说气不聚结则理亦无所附着。因而，朱熹的学说常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陆九渊（1139—1192年），江西金溪人，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所提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和朱熹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大都是针锋相对的。朱熹着重读书明理，着重观察事物以穷其理，陆九渊则以为这都是“支离事业”。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因而主张所谓“致知格物”多应当采用“易简工夫”，即“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是只在内省和反求诸己方面多下工夫。他既反对博览群书，也反对著书立说。
以上这些思想家的哲学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从孔孟以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则是一致强调和维护的。张载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还特别强调谱系、世族和宗法，实即要把“族权”更加提高。程颐主张寡妇不应再嫁，即使贫穷无依，也应为亡夫守节。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一些名教思想和行为轨范，经宋儒们大力宣扬之后，政权、族权、夫权这几条绳索对人们的束缚便较前更紧了。
与朱熹、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路还有一些学者同时并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以及稍晚的叶适等人。这些人的乡里都壤地相接，声气易于相通，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也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以至舆地边疆、水利农田等等，他们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他们最着重的，是一些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见之实用的学科。他们不但不像前面所举述的周、张、程、朱、陆等人那样，只是谈论一些关于道德性命理气等类的抽象的问题，而且还反对从事于这些空谈。其中的陈亮，是反对理学家们空谈道德性命最力的一人。
陈亮（1143—1194年）以为，处在民族矛盾那样尖锐的情况之下，学者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并自以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关于正心诚意的不传之绝学，这般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风痹不知痛痒”的人。他以为，天下“千途万辙，因事作则”，无物非道，因而学者都应“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他对于研究学问的对象和目的性都提得很明确：凡是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真养性等内省工夫当作真学问，把此外的一切反都视为粗疏的东西而不屑去注意。他要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不是一个“醇儒”。他要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物，而不肯去“穷究义理之精微”，做一个“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关于王霸义利之辨，陈亮曾和朱熹进行过长时期的争论。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千五百年的历史则一律认为是昏暗无道。他以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否则对汉唐的昌盛之局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古文运动和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一直是北宋文坛上的一个主流。
当时政治上一部分当权的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对于古文运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且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到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等人相继而起，使古文运动获得全胜，而北宋的文坛也呈现了一个繁荣健实的局面。
欧阳修力革当时浮靡诡怪的文风，他的文章纡徐委备，“条达疏畅” ，“引物连类” ，而能“丰约中度” ，不论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婉转透辟，曲尽其意。王安石一方面主张写文章应当“务为有补于世”，同时又说，文章应当“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 。这就是说，写文章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但也应当注意文章的艺术性。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简劲精洁”，深刻峻峭。有些篇章虽着语不多，却同样富有波澜起伏。苏轼是北宋文人中最富才华的人。他反对五代以来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 ，也反对用“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主张写作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他驾驭文字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变化。在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人崇尚李商隐的诗，过于重视雕琢字句，堆砌典故，并把他们互相唱和的诗合为一集，取名为《西昆酬唱集》，遂致形成了所谓“西昆体”。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缺乏生动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也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际上无论在艺术性方面或意境方面，与李商隐的诗全都相去甚远。然而这种风气支配了宋初的诗坛数十年之久。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力排西昆体，以优游平淡之辞矫而正之，风气为之一变。梅尧臣的诗旨趣清淡，当时人以为“有晋宋遗风”。继起的苏轼，才华富赡，无施不宜，他的诗也兼备众格。苏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洒脱豪放，但有许多也伤于率易，华而不实。江西的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力矫率易之弊，倡导作诗作文都要“无一字无来处”，主张“陶冶万物”，镕铸故实，通过锤炼，创造出一些奇峭坚实的作品。
南宋的诗人，最著名的有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人。其中最杰出的是陆游。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的才情繁富，能够触手成吟。他的诗气派大，波澜壮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许多篇章，都是抒写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的，激昂感慨、沉郁跌宕的胸怀跃然纸上。南宋政府对金采取屈辱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呻吟于女真贵族压榨下的北方人民的愿望，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陆游的诗中都有深切的反映。
词是由五七言近体诗发展变化而来的。为求配合管弦，便于歌唱，唐代中期以后的一些诗人，首先是一些无名的民间诗人，便开始把近体诗的整齐句子加以改变，依照民间流行的一些曲调的节拍和韵律而裁定其字句，这就是所谓倚声填词。一首词中的前后各句长短不一，所以词也叫做长短句。
在五代十国期内，以善于填词出名的人已为数不少。在西蜀，有韦庄和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被编选在《花间集》中。在南唐，则有冯延己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花间”派作品的共同风格是绮丽靡软，而南唐诸人的作品则较为清新俊逸。李后主的词，前期所反映的是封建贵族思想感情，被宋俘虏到开封以后的作品则反映了对宫廷生活的怀念，有很重的感伤颓废情绪。但他用语清新、朴素，自然而无斧凿痕迹，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水平。
到宋代，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也比唐代更繁荣。当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大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贵族官僚豪绅家中也多有歌伎舞女。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发展。
北宋的文学家大都是把散文用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不大用它去抒写悲欢离合之情；近体诗则因字句的拘束而与音乐相去日远；只有词的体裁能够“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能够配合管弦的音阶和舞蹈的节奏，所以它便成为表现哀乐怨悱时最经常采用的一种文体。北宋的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例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人，都填写过多少不等的词。他们的词的风格，一般说来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己等人的。
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作的词都是一些短调小令，而与他们同时的柳永则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柳永是一个落魄文人，“好为冶淫讴歌之曲”。教坊的乐工每次得到新的曲调，必去求柳永填写新词，因此他的声名便和他的作品一同传播，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这样他就成为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人。
正当柳永一派的歌词风靡北宋词坛的时候，具有高才逸气的诗人苏轼，也以其写作诗文的余力，“溢而作词曲”。他对于从《花间集》直至柳永等人的作品风格都不满意。他写的许多首词，意境豪放雄壮，涤除了当时词坛上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那种“绸缪宛转之度” 。
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婉约清新，只把一些寻常习用语言随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极平淡自然，表情达意都能曲尽其妙 。就内容来说，她的词对南渡前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微弱，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还多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但是从她的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来看，她也不是不关心国家命运的。
创始于北宋苏轼的爽朗英发的风格，在南宋中叶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既有文才，又有武略。他的歌词慷慨豪放，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当中的一个英雄豪杰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 ，而且用以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横竖烂缦”，无往不宜。
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发展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话本的内容，有的是演说佛经中的故事，有的是讲说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等。有的讲说一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某个人物发迹变泰的故事。当时把最后一类称做“小说”，把讲说长篇历史故事的则称为“平话”。宋代的话本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明代以来的一些章回小说，很多都是从宋代话本逐渐发展和改变而成的。
宋代说话人有的专说三国史事，有的专讲小说，每个人都以专门名家。宋仁宗和高宗，都喜欢听人讲说故事或自己阅读话本 。当时不但城市中较热闹的场所有固定的说话人，在乡村中也常有说话人讲说小说或历史故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塗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有一首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说话人不但在城市中讲说，也经常地走向乡村里去了。
金军攻破开封后，向北宋政府索取乐工伎艺诸色人，也指名索取杂剧、说话、小说、嘌唱、弄影戏、弄傀儡等类的艺人一百五十余家 。金人把这些艺人一齐押送到金国去。在金国，不但汉族人民是说话人的听众，女真贵族也喜欢听说话人讲说故事，完颜亮的哥哥完颜充就是其中的一人 。在完颜亮统治期内，金的西京大同府有一个名叫刘敏的，就是专门讲说五代史的说话人 。
在宋代，傀儡戏、影戏和杂剧都已十分流行，从较大的城市到一般的乡村之中，无不如此。凡当时的说话人所常讲说的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和历代君臣将相故事等，也都是傀儡戏和影戏所经常表演的。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北宋杂剧基本上还只是“因题设事，杂以谐谑”，情节一般都比较简短，有时只是夹杂在其他伎艺中演出一段或两段 。这样的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净” 。但在北宋开封的勾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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