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经学家们看到了这些记载，大概会欣慰于周公制礼的影响力竟然波及到了这些遥远的比夷狄更要夷狄的地区。在这段引文的最后一句，"他已失去了真正的妻子，而此时他尚未把别的妻子提到她曾占有的位置上"，意味着酋长终于会把某位"别的妻子提到她曾占有的位置上"的，这就是我们在鲁隐公元年所要面对的"继室"问题了。那么，"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这些规则也会在他们那里发生作用吗？--这问题我们会在一部非常熟悉的典籍里找到参考，即，看看《旧约》里边亚伯拉罕的孩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的继承权之争还有耶和华的态度（Ⅱ）。是呀，别看亚伯拉罕是个超级虔诚的信徒，可他有两个妻子（早期的一些基督教派还曾由此认为上帝并不禁止一夫多妻制，他们甚至还不遗余力地提倡一夫多妻制）。（Ⅲ）
（Ⅰ）[芬兰]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973页。
（Ⅱ）详见：《旧约·创世纪》
（Ⅲ）[芬兰]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第985页。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隐公元年的这个"继室"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前述当中，杜预的推测是：声子是孟子的姪娣；杨伯峻则引出了《史记·鲁世家》的说法，推测声子是"贱妾"，进而推论：鲁国此前似未有过以妾为妻之事，则声子只能称为继室，而不能称为夫人。
杜预和杨伯峻的阐释都展示了前述《公羊传》所谓"子以母贵"的一面，却并未涉及"母以子贵"的这另外一面。如果"母以子贵"当真只是后儒附会，事情倒容易解释一些。而我们不妨按照公羊家的说法试想一下：假如继室的儿子最后继承了国君之位，根据"母以子贵"的原则，这位继室该不该升格为夫人呢？前文讲过：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元妃孟子应该没生过儿子），而桓公的妈妈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他妈妈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而如果按照上文中傅隶朴对"仲子归于我"之"归"字的解说，桓公的妈妈仲子则一过门就是正妻，桓公应该按照"子以母贵"的原则作为继承人，但是，根据"诸侯不再娶"的原则，鲁惠公迎娶仲子当属"非礼"，那么桓公的继承人身份便不一定那么名正言顺了。--如果真是这样，则《公羊传》所谓隐公和桓公"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倒可以有一种新的合理解释了：媵妾之中身份最高的声子和属于"非礼"迎娶的第二任正妻仲子，她们各自所生的儿子到底哪个身份更高呢？还真是不好说。
刘丽文《〈左传〉"继室"考》专论《左传》当中的继室问题，其分析过程大量涉及隐公和桓公的继位合法性问题，值得参考，这里先引述一下她对"继室"一词最后所归纳的定义：
"继室"一词全面一些的意思应当是：古代诸侯或卿大夫的嫡妻死后，继续死者位置摄治内事的人叫"继室"。对于诸侯来说，继室的名份在众媵妾之上，但仍不能和原嫡妻（夫人）享用同样称呼。但如果原嫡妻无子，继室之子有继承权；如果继室之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继室则可以享用与原嫡妻一样的称呼及名份。另外，有时也不一定是嫡妻死后方可以继室，贵妾死后亦可以继室；称为继室的，不只限于次妃，也可以另娶；如果原无嫡妻，继死去的贵妾嫁过来的继室，也可以称为嫡妻。后通称续娶之妻为继室。（Ⅰ）
这个定义是详细而全面的，看上去甚至有些繁琐，但正是这些在现代人眼里显得繁琐无谓的内容在古人那里却会被当作头等大事对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繁琐内容的背后正是礼仪之邦的深刻用心之所在与政权稳定性之所在--可以联系现代生活来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人仅仅用钱就可以买到一部好车，甚至还可以堂而皇之得开着上街，这就意味着官本位的稳定性受到动摇了，在"级别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体制受到了市场经济的挑战，如果把这种情况拿到周代，我们就可以气哼哼地称之为"礼崩乐坏"了。
那么，反过来讲，如果想要维护住稳定而优雅的等级制度，那么，名分和级别这些讲究再怎么繁琐都是不过分的。在这层意义上，妻、媵、妾、元妃、次妃、嫡妻、继室，绝不是一个wife就可以一笔带过的。
当然，女性配偶的名分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之所以显得重要，大多是因为儿子，其大背景下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则是周人特有的宗法制度。正是因此，徐复观才一语中的地称这种立嫡立长的继承制度为"周公所定宗法制度中以大宗为中心的安定力量，在封建政治的秩序（Ⅱ）王国维也分析过嫡长子继承制是周人几乎一切重要政治制度的源头，中，居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是由周公亲手创立的（Ⅲ）--如果这种制度真要归功于"周公制礼"的话，周公真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总设计师了。
（Ⅰ）刘丽文：《〈左传〉"继室"考》，载于《学术探索》2003年9月。
（Ⅱ）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周秦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卷一（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2月第7版），第67页。
（Ⅲ）详见：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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