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或歧出分训"，比如"敢"意为"不敢"，"乱"也有完全相反的"治"的意思（Ⅱ），古人谓之"反训"，实际用字的时候在句子里只取某一个意思而已。还有一语双关的情况，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了。（Ⅲ）
那么，陈立这个解释就推翻了前边的"不得已"了吗？倒也未必。陈立自己也提到了《榖梁传》的一处，即《榖梁传·昭公七年》："（经）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传）平者，成也。暨，犹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内曰暨。"这是记载齐国和鲁国达成和议之事，《春秋》记载"暨齐平"，《榖梁传》解释这个"暨"字说：这是表示别人（齐国）向我方（鲁国）提出要求，而不是我方向别人提出要求。暨，就是不得已的意思，也就是说：别人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
看来《榖梁传》的说法也很有道理，而且有《春秋经·昭公七年》"暨齐平"的经文作为佐证。--但是，较真的话，这也说不准呀。按照《春秋》的一贯文法，"暨齐平"自然说的是鲁国和齐国达成和约，"暨"字之前省略了"我国"，但是，历代经师们对此是大有分歧的，一派认为确实是鲁国与齐国讲和，另一派则认为是燕国和齐国讲和。从《春秋》的文法上看，前者正确；从《左传》的上下文看，后者正确。那么，如果和齐国签署和约的是燕国而不是鲁国，《榖梁传》对"暨"字的所有解释就完全站不住脚了。（Ⅳ）
只读一本书常会让人自信满满，书读得越多就越不知道正确答案，经学尤其如此。对《公羊传》里的这个"会、及、暨"，我再介绍一个朴素一些的解释：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把这段文字作为"同义之字并用而义分深浅之例"（Ⅴ），也就是说，会、及、暨都是同义词，不过意思在程度上有深有浅罢了，大约就像亲密伙伴对你表达心声的时候"我喜欢你"和"我爱你"的区别。
（Ⅰ）[清]陈立《公羊义疏》："暨，不得已"与"及，我欲之"相对为义也。郝氏懿行《尔雅义疏》云：《释诂》曰：及暨与也，是暨即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传》释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及矣。《文选·白马赋》及《文赋》注并引《尔雅》作"暨，及也"，或即上脱不字，即或所引即《释诂》文。盖暨之一字包及与不及两义也。《榖梁·昭七年传》以外及内曰暨，对及为我欲是亦不得已之义也。
（Ⅱ）关于"乱"字的反训，杨宽曾考证认为"乱"是"司"字之误，因此本来就有"治"的意思。可参考。见：杨宽：《西周史》，第85页。
（Ⅲ）详见：钱钟书《管锥编》第1－8页。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281页：《榖梁传》以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主此说，许惠卿、服虔及杜预皆以为燕与齐平，说详孔《疏》。据《传》文，当是燕与齐平，说详李贻德《贾服注辑述》。崔应榴《吾亦庐稿》谓"当是齐、鲁之平"，误。
（Ⅴ）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24页）
"及"还可以当动词"参与"讲，方在这里也能使句子讲通：鲁隐公在眜地参与了邾仪父设下的盟会。"及"字的这个动词用法在文献和金文上的例证见于李学勤《邿子姜首盤和"及"字的一种用法》，似乎可以由此启发《公羊传》"汲汲（表示心情急切）"的解经之辞，但"暨"字的动词用法也是同样的。（Ⅰ）
下一个问题就是邾仪父的称谓问题。据何休的说法，邾仪父在《春秋经》纪年之前已经失去了爵位，自然无爵可称，按《春秋经》的"例"（规则体例）应该称名才对--邾仪父名克，那就该叫他邾克--圣人为了表扬邾仪父，所以才不称名而称字。（Ⅱ）
这里又得解释一下周人起名字的规矩。当时男人的字很多都是这父那父的，现代人看起来会觉得奇怪："父"的意思是爸爸，把这个字用在名字里可让别人怎么称呼呢？我们很难想像一个人起名字"名爸，字干爹"，但周人叫这父那父的却习以为常？！
唐人陆德明《春秋公羊音义》给邾仪父的"父"字注音，说"父"字"音甫，本亦作甫"。看来"父"和父亲没什么关系，和"甫"字倒是一回事。
杨宽考证说（Ⅲ），《仪礼·士冠礼》谈到古代男子取字的规矩，全称是三个字，公式是"伯某甫"，第一个字"伯"表示排行，可以按实际排行替换成仲、叔、季，最后一个字"甫"是"父"的假借字，是男子的美称，也有用"子"的，这一前一后基本都是固定的，只有中间那个"某"相当于X，是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起的--但也有个规矩，就是要和"名"在意义上有关联才行。比如我在论坛上的ＩＤ姓好名熊，那么我的字就应该和熊有关，再考虑到我是家中长男，套用以上公式，那么我的字就可以取作"伯憨父"或"伯憨甫"。
稍微扯远一些：从这个"父"和"甫"字上，还能看出另外一些东西来。《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有"……许之师于鸡父"，这个"鸡父"是个地名，三传里对这句经文的写法却不一样，《左传》和《公羊传》都作"鸡父"，《榖梁传》却写作"鸡甫"。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释说："'父'，《榖梁》作'甫'。'父''甫'二字古本通。"（Ⅳ）
但是，通用归通用，问题是：《春秋经》本来只有一个，三传夹带的经文应该都是从同一个源头照抄来的，那自然也应该抄得一模一样才对呀？
这就涉及到三传的源流、文字的演变与经籍的传抄问题了。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就谈到这个例子，举《仪礼·士相见礼》郑玄的一条注释："今文'父'为'甫'"，这就是说，郑玄认为"甫"字是今文，而"父"字是古文。（Ⅴ）
要知道，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先秦时代，文字各地不一（Ⅵ），到秦始皇的时候才开始统一文字，这就有了个由篆变隶的过程。汉朝人就已经很难看懂先秦文字了，像《公羊传》和《榖梁传》原本都是口传心授，到汉代著于竹帛，用的就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左传》的出处被前人质疑了很久，按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的说法："《左传》从战国从西汉末一直传承不绝。
（Ⅰ）《邿子姜首盤和"及"字的一种用法》，《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称字所以为褒之者，仪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尔。
（Ⅲ）详见杨宽：《古史新探》之"冠礼"新探
（Ⅳ）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440页。
（Ⅴ）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齐鲁书社1986年第1版），第26页。
（Ⅵ）参见：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籒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
其传承的方式不妨作如下的推想：在战国前期属于口耳相传、尚未最后写定的阶段……当铎椒等人'抄撮'为书时，已有书面定本……。《左传》在西汉流传，从张苍到刘歆，所用的当都是古文写本，并没有像《尚书》、《诗经》那样有今古文之别。"（Ⅰ）
根据这个"推想"，《左传》写定于战国时代（铎椒是战国时人），但和公、榖一样，也是先经过了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如此庞杂的内容，从口耳相传到写定成文，会不会出现讹误呢？--退一万步说，假定没有吧，毕竟都是圣人一脉，况且我还真见过有神学家论证《圣经》的口耳相传的过程为什么没可能发生讹误。
但文字的转写传抄确实是很容易发生讹误的，正像俗话说的"无错不成书"，这真是千载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谓"善本"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战国、秦、汉之际，正是经籍大毁灭、文字大变迁的时候，汉初搜罗的经籍也尽是民间手抄本，而且也难说已经辗转传抄了多少次，版本的歧义又导致了解经师法的不同。至少在可见的层面上，学派义理之争是在经籍版本歧义的问题上衍生出来的。"由于文字上有今古异文，自然发生版本的问题所谓今文的本子和古文的本子。有了版本不同，就有传授讲诵这些本子的人，各家纷纷异说，便产生所谓学派分歧。牵涉到了学派后，内容就广泛多端，复杂起来，我们可以总称叫做今古文经说的不同。所谓汉代学术史上的今古问题，就不外乎文字版本上不同，接着再发生学派经说上不同。"（Ⅱ）
《春秋经》一字之差就很可能潜伏着什么微言大义，如果再混上版本校勘问题，这可就更不容易说清了。三传因为《春秋经》的脱漏讹误而阐发微言大义的可不止一例，历代学者们专门作三传校勘工作的专著就有好多部，如清人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覈》，谈到著述缘起，就说古书传写，各有师承，文字经常互有出入，要想搞明白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光靠琢磨是不管用的，还得多作研究才行。（Ⅲ）
朱骏声的话还意味着：就算你拿到一个很善很善的善本，也很难保里边的文字到底有多少早已经走样了。
顺带着由"父"和"甫"字简单谈了一下今古文的差异和经文传抄的淆乱，赶紧书归正传，继续来说"字"和"名"。
一个人的字不是随便取的，有一个普遍的规则是：字和名应该要有意义上的关联。《春秋经·桓公二年》提到一位"孔父"，即孔父嘉，明代朱朝瑛《读春秋略记》辨析"孔父"的名字问题，认为"孔父"是名，"嘉"是字，理由是："父"与"甫"相通，是个美称，而"嘉"也是美好的意思，名与字意义关联，这才合乎规矩。就像唐朝诗人杜甫字子美，以"甫"和"美"意义关联（Ⅳ）。
（Ⅰ）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78页。
（Ⅱ）金德建：《经今古文字考》，第4页。
（Ⅲ）[清]朱骏声《春秋三家异文覈》：古书传写，各有师承，文字互淆，必求一是，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作《异文覈》。
（Ⅳ）[明]朱朝瑛《读春秋略记》：《春秋》之书弑君非徒以讨乱贼，亦以儆天下之庇乱贼者耳。或疑孔父非名，按《节南山》之诗有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岂得自称其字？父与甫通，《传》称孔父嘉，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也。
对我们来说，朱朝瑛的这个说法既解释了名与字的关联，又说明了"父"与"甫"的字意与通用。小遗憾是：他可能把孔父嘉的名和字搞颠倒了，或许名"嘉"字"孔父"才更合规矩。顺便一提，这位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孔子之所以姓孔（严格来说，孔子姓子，孔是他的"氏"），就是从他这儿来的（Ⅰ）。
再如眼下这位邾仪父，名克，字仪父，这里的"克"和"仪"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当然，现代人使劲看恐怕也看不出来"克"和"仪"怎么能搭得上界。这就得听听王引之的分析了。王引之说，名克字仪的人并不是只有邾仪父一个，还有周王子克字子仪，楚国斗克字子仪等等。"克"通"刻"，而"仪"并不读作仪式之"仪"，而读作suō，也可以写作"牺"。--"仪"和"牺"现代人也很难看出联系，但如果看看繁体字，它们的样子还真差不太多：一个是"儀"，一个是"犧"。"犧"是个多音字，一般读xī，但还有个读音是suō，意思是一种木刻雕花的酒杯。嗯，这就和"克"（刻）发生关系了。所以王引之说："儀为疏刻，故名刻字子儀。（Ⅱ）"如此看来，邾仪父不能读作邾仪（yí）父，而应读作邾仪（suō）父，并且这个"儀"字是不能简写的。
可是，解决掉一个问题，又出现一个问题：这些人的字怎么都是两个字呀，明明应该是三个字才对呀，最前边那个表示排行的字怎么不见了呢？
--按当时的习惯，三个字的字虽是全称，却也可以省略来称呼的，比如第一个表示排行的字就可以被省略掉--"伯憨甫"也可以被称作"憨甫"，如果是"伯神甫"，那就简称"神甫"了。
也有省略"甫"（父）的--"伯憨甫"于是被称作"伯憨"。名人当中，周公长子伯禽（一般被认为是鲁国的始封君）全称就是伯禽父，孔子字仲尼，其实全称应是仲尼父。按《礼记·檀弓上》的说法，周人一般而言，幼年称名，冠礼之后称字，五十岁以上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大约有敬老的意思），死后称谥。（Ⅲ）
（Ⅰ）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2页。
（Ⅱ）[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
（Ⅲ）《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女子称字，相当于男人"父"（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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