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无疑问的是，人口压力是晚清叛乱的根源，但也应该注意，这种叛乱的火焰在新开发的边疆地区比在人口稠密的长江、珠江及其流域更容易点燃。因此，人口压力的后果通过清代的大量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而在从十八世纪初年起就已出现人口不断涌入的地区一般最容易发生叛乱：例如在台湾岛、四川省多山的边区、广西省落后的农村和湖南贵州交界线上土著苗民的寨子等地方，即是如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特点仍然未经充分研究，但是从中也可以发现有几种促使发生叛乱的共同因素：一种强烈的共同体或少数民族的心理意识——它因边境地区人口的复杂种族来源而变得尖锐化，而且常常由于语言歧异而得到了加强；另外就是高度军事化组织，这是由于边境地区的土匪活动或村社械斗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十九世纪社会危机的加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叛乱往往扩展到平原和三角洲的定居人口中而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苗民叛乱
汉人和满人对中国中部和西部土著社会的压迫，部分是由于清政府在原来自治的地区推行正规官僚统治的结果，部分是由于汉民迁移到内部山地边区寻求农业土地的结果。所谓“改土归流”的政策开始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引起了苗民的猛烈反抗。接着便发生了一系列苗民起事，它们在整个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好多年内一直持续不断。苗民叛乱招致文武官员的进一步高压。叛乱苗民的土地被国家没收，一系列军事要塞建造起来以支撑在苗民地区建立的政府权力。随着清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控制，汉族移民前来寻求土地，汉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前来追求利润。
湖南贵州边境1795年苗民大叛乱之所以发生，显然是“客民”——即寻找土地的贫苦的汉族移民——大量涌进边境地区的结果。虽然政府也曾试图在十八世纪后半期控制这一移民趋势。但移民的压力已显得太大，控制行动也太不得力。到1795年，已没有有效方法来拦阻大量移民了。移民和地方官及书吏在一起，发现苗民为容易掠夺的对象，苗民土地开始迅速地转入到汉人手中。苗民领袖石三保和石柳邓领导的1795年初的武装叛乱，促使大量清军分遣队进入了苗区。冲突是长期而残酷的，只是在1806年才以最后粉碎苗民的抵抗而告结束。［1］
叛乱迫使清朝的官员注意到必须稳定边区汉苗民族关系这一紧迫问题。负责残酷镇压苗民的县官傅鼐，起草了据以严密监督汉苗关系的条例。建立了军事农垦地（“屯田”），它的双重目的是把汉移民和苗民都置于军事纪律之中，同时建立汉人的民兵力量来保卫政府当局。贸易只许在官方严格控制下在指定地点进行。苗民头人可以担任象苗弁这样的地方职务，汉人衙役则禁止进入苗民村寨。这就是要求把种族间的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就不会发生双方土地互相转让的情况。地方官员后来又感到很难保持军垦地的统一性，因为有大量移民继续涌了进来。下面种种原因事实上导致了进一步的冲突：在政府没收的土地上要求苗民佃农付出高得使自己无以为生的佃租；傅鼐精心制订的政策，即引进汉族教育和禁止传统的宗教仪式活动来摧折苗族文化。1855年又爆发了大规模苗民起事，一直延续了十八年。［2］ 这些事实上是与汉人文化世界相隔绝的苗民群众的起事，与汉人的叛乱没有产生过持久的联系。然而它们却是晚清社会内部正在产生的无情的人口压力的征兆，即它们表明中国人开始蚕食当时看来是他们最后的边疆。
南方的秘密会社
通常被称为“三合会”（Triads）的会社实际上是一种组织松 散的结社，它有许多不同名称，例如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或者集体地称为洪门。这种三合会出现在清代初期，或许是去台湾的福建移民所创建。它们在十八世纪流传到大陆上的福建、广东和广西诸省，到十九世纪的开头数十年已发展到长江各省。这一结社的最初成员是内陆河渠上的劳工和船户、流徙的城镇工人以及官府中的小吏员。它也变成了海面和陆地上匪帮效忠的中心。三合会势力的扩展显然与清代社会的某些主要发展趋势有关，特别是与国内移民、城市化运动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其中每一个进程都产生了象下面这样的人民群众：他们传统的社会纽带已经削弱或被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种假亲属结构能够给他们以安全、互助和组织安排。
从国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秘密结社最危险的方面是，它与诈骗及盗匪活动相结合就可能最终导致叛乱。但是三合会的犯罪的一面和政治表现是可以截然分清的。结社的基层分会（“堂”）是盗匪帮伙、走私者和沿海海盗的理想组织形式，它们的成员多少脱离了定居社会的母体。同样地，它们的内部联系和纪律是用来在集市和城市中搞欺诈和赌博活动。它们的成员之所以免受告发，是因为有人渗透到了衙役中间。它们在这些牟利领域中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正统社会求得共存，以便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不是想搞垮它。
但是，秘密会社也是南方诸省的无望的、但又是坚持不渝地忠于明室思想的汇聚地。它们的仪式和政治倾向都是为了复辟（“反清复明”）。它们反满的调子是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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