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败了，西伯利亚的官员仍设法想在恰克图以外扩大俄国的对华贸易。最初，他们只谨慎地鼓励在沿额尔齐斯河一带进行非法的交易和从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进行贸易）等俄国的鞑靼人那里收集情报。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业在布赫塔尔马已经激增，连中国的汉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里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亚当局劝一个名叫奈尔平的商人派一支侦察性商队前往塔尔巴哈台和固勒扎，商队由象往常那样充当哈萨克苏丹代理人的译员普京采夫率领。由这次远征得悉，在清朝官员中也有希望使俄国和新疆贸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至1825年期间，许多商队从俄国到过六城地区，商队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亚美尼亚人的格鲁吉亚贵族马达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里斯克商人佩连科夫，以及一个打扮成布尔加尔人的名叫伊萨耶夫的人。西伯利亚当局说服两名塔什干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组成一支商队去调查在阿克苏贸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备有译员布宾诺夫的商队。这支商队带了价值321，000卢布的商品离开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进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过柯勒克孜领土沿一条新路线来到阿克苏和喀什噶尔；他们于次年带回大黄、茶叶、棉织品和锦缎，商品总值达一百万卢布。这在俄国官员的心目中，树立了新疆贸易有利可图的想法。
佩连科夫和另一个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十九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中与新疆进行了大量贸易，穆尔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1824年与一支商队去喀什噶尔的，他在那里为西西伯利亚军区进行侦察。在这些鞑靼商人的劝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长派代表去西伯利亚当局讨论归顺俄国事宜。他们受到热烈的接待。［2］
国际政治日益与俄国对中亚贸易的努力纠缠在一起。最令人注意的“土著”政治代理人是喀布尔的一个名叫阿哈玛迪（梅第·拉斐罗夫）的犹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尔的一个孤儿，后被抚养成为什叶派穆斯林，后又在俄国转信希腊东正教。1813年，西伯利亚当局派阿哈玛迪与一支商队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六城和拉达克。在列城，阿哈玛迪向该城高级行政长官阿克巴·马赫默德汗递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后者答应保护俄国贸易，并写了回信，表示愿意与俄国建立关系。
在1821年，俄国人又派遣阿哈玛迪在回程中递信给旁遮普的土王伦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关系，此信是奉沙皇亚历山大之命写的，由涅瑟尔罗德伯爵签署。阿哈玛迪在前往克什米尔途中，又在叶尔羌改变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个逊尼派穆斯林，据说他还“向喀什噶尔的穆罕默德信徒们保证，任何企图摆脱中国人控制的行动都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甚至邀请该土邦的继承人访问圣彼得堡，答应后者可带一支军队回来，以收复其祖先的土地”。但当阿哈玛迪越过喀喇昆仑山时，他因身体暴肿而死去。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夺了他的商队，俄国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运。阿哈玛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国人对俄国在印度边境的野心警惕起来；英国人同时还听到俄国人和浩罕统治者之间有一项协议，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浩罕统治者“在俄中商队从俄国边境至喀什噶尔的途中穿越其领土时，将提供安全护送队”。［3］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和俄国相互日益关注对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动。在开始时，俄国官员对他们在亚洲腹地的贸易地位具有信心。俄国的海豹皮、皮毛、绿丝绒、金银色绣花线、布尔加尔皮革、锹、锄、圆木、块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细平布行销远至和阗的市场。但当外国的竞争似乎要危及俄国的恰克图贸易结构时，圣彼得堡政府的官员们开始大声疾呼，担心英国人会“窃取”俄国的亚洲贸易。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报告说，英国的暗探已经到喀布尔和“布哈利亚”，已经用赊销方式推销货物，已经把礼物赠给那里的统治者们，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还有火药武器。俄国人愈加担心了。清政府的忧虑也日益增加。［4］
随着1825年张格尔圣战的爆发，北京采取了各种措施，为的是把英国人和俄国人排除于帝国的亚洲腹地边境之外。但新疆地方当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运进俄国货，甚至还准许扮成穆斯林的俄国人通过。而一些欧洲部分俄国人如鄂木斯克团军医齐别尔什坦（1825年）和有经验的布宾诺夫（1829年）都设法进入新疆。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亚吉布·詹库罗夫和特罗伊茨克商人阿卜达尔·瓦利·阿卜杜尔·瓦加波夫（阿卜达尔·瓦哈布）·阿布-巴基罗夫（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过准噶尔）继续直接和间接地向西伯利亚军区提供最新情报，就象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样；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关于从阿姆利则出发至克什米尔、喀布尔、西部中亚和六城的旅行报告。
穿越新疆边境的中俄贸易开始发展了。首先增长的是中国的茶叶出口。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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