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08—210页。
［9］ 肯尼迪：《李鸿章与江南造船的计划》，第210（特别是注21）、219、224页。
［10］ 肯尼迪：《江南制造局的创建和发展》，第74页。
［11］ 同上，第148页。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2—85页。
［12］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1969年伦敦大学博士论文），第118—132、 140—144页。关于1874年以前福州船政局的财政及其他困难的详细叙述，也详见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2（1971年6月），第177—225页。
［13］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61页。
［14］ 同上，第112、145—151页。关于沈葆桢最初接任时为难之处的生动报告，参看他1867年7月18日的奏折，载于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1—4页。
［15］ 参看例如1867年8月16日的《北华捷报》。
［16］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96—102页。
［17］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3。《广方言馆全案》（南京大学所藏刻本的1949年手抄本，经毕乃德同意转引），第7—8页。参看他的《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7页。
［18］ 伊凡斯：《广州同文馆的旗校背景》，载《中国论文集》，22A（1969年5月），第89—103页。
［19］ 参看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58页和注5。
［20］ 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99—300页。
［21］ 王萍：《西方历算学之输入》，第75—124页。
［22］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7—48页。此奏之后于2月25日又有一个奏折，推荐《瀛环志略》年迈的作者徐继畬作总管同文馆事务的大臣。这个建议也得到批准。
［23］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16页。
［24］ 参看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14（1960年），第1—29页。
［25］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26］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4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丁卯（1867年），第12—13、15、23—24、26、28、36页。
［27］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5页；卷49第24页。
［28］ 《大清穆宗实录》，卷238第17页。有关慈禧及倭仁一派在辩论同文馆问题中所起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刘广京：《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载于科恩和施雷克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改革》，第85—100页。
［29］ 引自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19页注47。
［30］ 参看修订的同文馆内部章程以及“总理衙门的堂谕”，载于中国科学院等编辑的《洋务运动》（二），第73—81页。
［31］ 关于早期同文馆的出版物清单，参看同上著作第87—88页。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七则》于1868年出版，以后曾多次再版。
［32］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24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06页。
［33］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50第22页。
［34］ 日意格《福州兵工厂及其成果》，第33—34页。
［35］ 《船政奏议汇编》，卷13第9页；卷14第12页。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97页。
［36］ 庞百腾：《从沈葆桢的经历看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第277—281页。庞所列的表格说明1875年组成福州水师的十八艘兵舰中只有二艘是由原清朝水师军官担任舰长的。
［37］ 沈珂：《先文肃公政书续编》，1870年的奏稿。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4第64—65页。
［38］ 《船政奏议汇编》，卷13第19、30页；卷14第5—6页。
［39］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8页注103。
［40］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3，第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0—21页。
［41］ 有关到1877年为止的这一出版数字，根据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附录Ⅱ和Ⅲ。关于拟译选书的官方政策，参看《广方言馆全案》，第32—33页。
［42］ 贝奈特：《傅兰雅把西洋科学技术引入十九世纪的中国》，第40—42页。
［43］ 《广方言馆全案》，第20—23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0—171页。关于涂宗瀛，参看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清史》，第6册第4963页。
［44］ 《广方言馆全案》，第52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177页。
［45］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22页。
［46］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33页。《海防档·机器局》，卷3第17—19页。
［47］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第8—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10—213页。
［48］ 洪煨莲：《黄遵宪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18（1955年）第60页，引述了从李慈铭日记发现的有关陈兰彬的描述。
［49］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28、30页。
［50］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19—2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6第13—14页。
［51］ 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卷17第19—21、23页。第二批三十个男孩（1873年赴美）中，来自广东的还是二十四名。广东人在第三批（1874年）的三十人中占十七名，在第四批（1875年）的三十人中占十九名。徐润所列的名单说明，很多男孩的父亲受雇于福州、上海和天津的兵工厂和造船厂。参看拉法尔格所著《中国首批百名学生》中所列表格。
［52］ 关于中文课程的最初计划，参看1872年3月1日核准的曾国藩和李鸿章联衔奏折所附的“清单”，见《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5第15页。关于李圭报告的综述，见洪煨莲：《黄遵宪的诗〈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的译文及注释，第62页。
［53］ 关于区谔良的背景，见上引洪煨莲文第61页。
［54］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1—2页；《奏稿》，卷30第4—5页。
［55］ 《船政奏议汇编》，卷12第9页。
［56］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第33页；卷16第3、35—36页；《奏稿》，卷82第20—31页。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29—230页。
［57］ 在被视为适合学生选修的其他科目中，有外交和国际法，参看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8第21页。
［58］ 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第233—235页。《船政奏议汇编》，卷18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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