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也。”“彰，文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彰”，则异议自此起。《传》曰：“博学于文。”不可作“”。《雅》曰：“出言有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谓之文；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其后转移施于篇什，太史公记博士平等议曰：“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此宁可书作“彰”耶？独以五采彰施五色，有言黻、言黼、言文、言章者，宜作“彰”。然古者或无其字，本以“文章”引伸。今欲改“文章”为“彰”者，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是故搉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今举诸家之法，商订如左方。
《论衡·超奇》云：“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又曰：“州郡有忧，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又曰：“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又曰：“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前纪，无匈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大玄经》，造于助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准此，文与笔非异涂，所谓文者，皆以善作奏记为主。自是以上，乃有鸿儒。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独能说一经者，不在此列，谅由学官弟子，曹偶讲习，须以发策决科，其所撰著，犹今经义而已，是故遮列使不得与也。
自晋以降，初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然《雕龙》所论列者，艺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则科分文笔，以存时论，故非以此为经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事异篇章”；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若以文笔区分，《文选》所登，无韵者固不少。若云文贵其耶，未知贾生《过秦》、魏文《典论》，同在诸子，何以独堪入录？有韵文中，既录汉祖《大风》之曲，即《古诗十九首》亦皆入选，而汉晋乐府，反有佚遗。是其于韵文也，亦不以节奏低卬为主，独取文采斐然，足耀观览，又失韵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说，本无以自立者也。
近世阮元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又牵引文笔之说以成之。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且文辞之用，各有体要。《彖》、《象》为占，占故为韵语；《文言》、《系辞》为述赞，述赞故为俪辞；《序卦》、《说卦》为目录笺疏，目录笺疏故为散录。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或举《论语》言“辞达”者，以为文之与辞，划然异职。然则《文言》称文，《系辞》称辞，体格未殊，而题号有异，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数万”，兼彼经传，总称为文，犹曰今文家曲说然也；《太史公自序》亦云“论次其文”，此固以史为文矣。又曰：“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此非耦俪之文也。屈、宋、唐、景所作，既是韵文，亦多俪语，而《汉书·王褒传》已有《楚辞》之目。王逸仍其旧题，不曰楚文，斯则韵语耦语，亦既谓之辞矣。《汉书·贾谊传》云：“以属文称于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赋也，《惜誓》载于《楚辞》，文辞不别；若云奏记条议，适彼之所谓辞也。《司马相如传》云：“景帝不好辞赋。”《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以是见韵文耦语，并得称辞，无文辞之别也。且文辞之称，若从其本以为部署，则辞为口说，文为文字。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故或用韵文，或用耦语，为其音节谐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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