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

　　陈时龙，江西永新人。199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思想文化史，先后在（台北） 《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复旦大学史学集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参与或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课题三项。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六章、结论、附录四个部分，主要探讨了明代中晚期从王阳明讲学至东林学派的讲学之间约一百年的讲学发展历程，以及讲学与政治、学术、社会道德等问题之间的关系。明代的讲学运动是明王朝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发达及文化普及的反映，也是在阳明学学派建构中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中，讲学运动依托书院、会馆、精舍、山房、宗祠、贡院、寺庙、道观及山川秀美之处，遍布大江南北，尤以南方南直隶、江西、浙江为最。王阳明晚年将其绝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讲学活动中，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并鼓励像惜阴会之类地域讲会的发展。王阳明逝世之后，朝廷对王阳明的不公正待遇激发了其弟子们以讲学来发扬师说、以建设书院来祭祀先师的热情。地域讲会开始流行，同门意识增强。学者们非但在各自的家乡讲学，还联合同门举行江浙大会，即便为官者也讲学不辍。然而，蓬勃发展的讲学运动所夹带的弊端，以及阳明后学之流弊，使讲学运动在嘉靖末年达于巅峰之后，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尽管禁讲学的背后，不能不有其政治的背景，但在万历十年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讲学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赋予讲学运动维护或重建社会道德的责任。代表性的人物即耿定向与东林学派。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在这一历程中，政治、学术、道德诸问题与讲学夹杂不清，使得讲学活动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乃至引发天启六年大规模地禁毁书院活动，而首善书院的被毁则标志着明代讲学风潮的结束。因此，综观明代中晚期一百余年的讲学运动历程，其过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从开放到内敛的取向。这与一般思想史上对晚明思想活跃、启蒙的定性似乎不同。作者还认为，讲学活动以王阳和王艮为源头而分为两系，即学院式讲学和庶民式讲学。当嘉靖年间两系讲学基本重合、互相支持时，讲学运动是开放的、活跃的、激进的;然而政治的打击以及正统学者对社会道德的关注，使庶民式讲学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而学院式讲学则越来越保守，两系讲学渐行渐远。学院式讲学挟政治、经济之实力，不断压缩庶民讲学的空间，最终将庶民讲学的思想家逐出讲学的主流圈外。至此，晚明讲学内敛、卫道的特性基本形成，并为清初的讲学活动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