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写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娬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进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起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一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馀，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古气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加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仲长统《述志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鵩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鵩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为《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们）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馀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一期） 我读《文选》中古诗十九首时，尝疑这些诗既无撰人名氏，如何会得流传下来。后读《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第六首开端云：
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所谓“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听调格，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
张为骐《古诗明月皎夜光辨伪》（《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五言诗的时代引起了大论战。凡是相信西汉已有五言诗的人无不拿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谳。他们不但认为这首作于西汉，而且断定它的年代的的确确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从唐朝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说，间有一二怀疑的人也觉无从平反其狱。
他们为甚么深信这一首远在汉武未改历以前呢？第一个创为此说的是李善。他看见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语，孟冬是十月，不会有促织秋蝉；因此便认为诗中的孟冬是指汉武未改历的时节，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断定此诗作于太初以前。他说：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选》注）
杨慎亦据李注，作了一篇“古诗可考春秋改月之证：……”此外如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义证》、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珔的《文选集释》……都无不以李善的根据为根据——几乎凡是论此诗的人都毫不迟疑的赞同其说。“玉衡指孟冬”便真成为他们的铁证了。
我们考证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觉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谬说。夏朝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岁首虽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无关于四季：四季各有它们的专门意义，不能随便移易的。沈赤然说：“殷周时月虽改，凡授时施令，仍以夏时行之，故不害其为建子建丑，使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亦复成何世界耶？”（寄傲轩读书随笔）正是这个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为岁首，而《吕氏春秋》所纪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据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时则训》在未改历以前亦未尝不据夏正。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说“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记》《汉书》明明白白载有历从夏正的赋颂。贾谊在长沙三年，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他自恐不寿，乃赋诗以自广。这篇赋开头的两句便是：“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冬。”太岁在卯曰“单阏”。那时正当汉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马相如上《封禅颂》，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司马相如卒时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颂明指孟冬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绝好反证。……至朱珔称引李注，更谓第十二首“岁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凛凛岁云暮”为亦用汉正，岂不是梦中说梦吗？
第四，诗中“冬”字是“秋”字之误。孟冬既仍为十月，通篇又全写秋景，自非字有讹误，解释必不可通。此首惜无善本可资校对，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个“秋”字。……元刘履的《选诗补注》论到此句，曾说：
当作“秋”。诗意本平顺，众说穿凿牵引，皆由一字之误。识者详之。《补注四库全书作风雅翼》。（此注见卷一汉诗《古诗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见误字流传，已有人先我怀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论到这里，也说：
善注以孟冬属之七月，谬甚。且下云：“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亦可属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节气，故有台露秋蝉元鸟。此说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误。（《文选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进一步的举出理由来，故直截了当的骂李注是很荒谬。诚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释此诗，连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释了。这样地能不泥旧说，实不多见。……
邵瑞彭《古诗“玉衡指孟冬”辨伪答张骥伯》（《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 古诗“玉衡指孟冬”就诗中所举物候观之，实为建申之月。此盖沿袭秦正，误信月改春移之说，以申月为十月，认作孟冬。然太初改历以后，汉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无。愚谓此诗盖东汉人所作，而诡托汉初者。不知秦人虽改岁首，未改月次，更无以申月为孟冬之可能也。
班固《汉书》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善属辞。武帝以安车征。乘，道死也。（李善《文选注》）
范晔《后汉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少逸气，亦与班固为窦宪府司马。早卒。（《文选注》）
《宋书大曲》（乐府作西门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二解）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人嗤！（六解）（乐府题为“晋乐所奏”）。
闻人倓《古诗笺》 武字子卿，京兆人。为郎，稍迁至栘中既监。天汉中，以中郎将使匈奴十九年。昭帝时，与匈奴和亲，得归。拜为典属国。
《古诗笺》 陵字少卿，广之孙，为骑都尉。天汉中，将步卒五千击匈奴。转斗矢尽，遂降。匈奴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昭帝初，霍光遣其故人陇西任立政往招之。陵数循其发，答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馀年死。
《诗品上》 汉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文亦何能至此！
《文心雕龙·明诗》篇 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李光地曰 苏武忠节，固汉人所壮，以为盛事；而李陵之志，世亦悲之，故有疑其诗皆为后人拟作者。然相传既久，自杜工部，韩文公无异辞，又苏之“典故明习”、李之“悲歌慷慨”，具见《汉书》，则其文采风流，兼其事以取传于世，无足疑也。（于光华《文选集评》）
梁章钜《文选旁证》 翁先生（方纲）曰：“自昔相传苏李‘河梁赠别’之诗，苏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载《昭明文选》。然《文选》题云，‘苏子卿古诗四首’，不言与李陵别也。李诗则明题曰，‘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而其中有‘携手上河梁’之语，所以后人相传为苏李‘河梁赠别’之作。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见《七言诗歌行钞》卷二）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辞矣。又云，‘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就此三首，其题明为赠苏武者而语意尚不合如此；况苏四诗之全不与李相涉者乎？艺林相传，苏李‘河梁之别’，盖因李诗有‘携手上河梁’之句，可为言情叙别之故实，犹之许彦周诗话云‘燕燕于飞’一篇为千古送行诗之祖也。而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故魏晋以后，遂有拟作李陵《答苏武书》者。（此文亦载《文选》中）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词场口熟，亦不必一一细绳之矣”。
余（萧客）曰，“东坡《答刘沔书》曰，‘李陵与苏武赠别长安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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