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按四诗第三首决为奉使别家人之作。前两首似是送别，非武自远行。此篇词旨浑含，又总曰‘古诗’，何以知其必为长安送别乎”？蔡宽夫诗话又云，“安知武未尝至江汉耶”？
何（焯）曰：“‘江汉’、‘浮云’一去不复反，一分不复合，以比别离，不必泥江汉之地为疑。”
孙鑛曰 少卿诗悬空泛说，子卿则指事实赋，波澜转折，视少卿转多。然古淡意不及——《文选集评》。
《古诗选》 苏李诗虽如“朱弦疏越”，“一唱三叹”，然得宫商之正声，虽希而韵不绝。翻觉嘈嘈杂奏者一往易尽。正缘调高——匪惟调高，乃实情深。
沈德潜《说诗晬语》 庞言繁称，道所不贵。苏李诗言情款款，感悟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神自远；使听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为五言之祖。
《陈衍石遗杂说》（见苦海馀生编《文学常识》中）五言古首推苏李；子卿与少卿并称。李诗固凄怨，所谓“愁苦易好”也。苏诗则恳至悱恻，岂遂“欢娱难工”乎？钟上品数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况《楚辞》之怨，由于忠而获罪，信而见疑，李陵之怨，则有异矣，徒以其为怨之同，遂谓其源出于此，则《小雅》之怨悱不乱，《国风》之《氓》与《谷风》，不更在《楚辞》之前乎？《楚辞》香草美人，语多比兴，李陵则直赋而已；沟而合之，非知言也。
《梁武帝代苏属国妇》 良人与我期，不谓当过时；秋风忽送节，白露凝前基。怆怆独凉枕，搔搔孤月帷。忽听西北雁，似从寒海湄。果衔万里书，中有生离辞；惟言“长别矣”，不复道“相思”；胡羊久剽夺，汉节故支持。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丝？空怀“之死”誓，远劳“同穴”诗！
《冯舒诗纪匡缪“乐府起于汉，又其辞多古雅，故系之汉”条》 《宋书·乐志》“相和”已下诸篇，其无人名者，皆曰“古辞”。《乐府诗集·灵芝》等篇亦然。钟氏《诗品》曰：“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陈王所制”。则作者姓名，既无的定，汉魏之界，颇亦难分；“古”之云者，时世不定之辞也。昭明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诗”；原其体分，意亦如此。诗既如此，乐府可知。概归之汉，所谓无稽之言，君子弗听矣。爰及《横吹》之题梁，清商之题晋，郭氏亦但原其始耳。或称“古辞”，或称“晋宋齐辞”，何尝有一定时代而妄作耶？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 “古辞”之名始见于《宋书》，他说，凡是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氏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侃如按，此条亦见《晋书》；然《晋书》之成，远在《宋书》之后，故以《宋书》为始见也。）但此时只指《相和歌》。到后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便把这范围扩大起来，不以《相和歌》为限了。不过他对于这名词的应用很是随便。你说他限于汉代的罢，后来的《西洲曲》，《长干曲》等却也叫做“古辞”。你说他限于无名氏罢，班固的《灵芝歌》，却也叫做“古辞”。就大体看来，他大概限于汉代无名氏的诗品。《西洲曲》及《灵芝歌》可算做偶然的例外。这种限制极不合理——我们固然反对无界限的溷淆，但也不赞成不合理的限制。第一，汉代无名氏与三国六朝的无名氏有何不同？为何以汉为限？第二，无名氏不过姓名失传罢了，根本上与姓名可考者何异？为何以无名氏为限？我想假使依着沈郭二氏那种用法，“古辞”之名还是取消了好。
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古代诗史》附录之二，见《国学月报》3）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序文“汉末建安中”一语，只能证明焦仲卿是汉末的人，他们夫妇殉情是汉末的事，但不能证明这篇长诗是汉末的作品。
第二，序文中有一个很大的破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这是序文中告诉我们的，就诗中的叙事看来，他的确是庐江的土著。建安时的庐江，据李兆洛、杨守敬们的考证，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来他们夫妇殉情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尔雅》云：“华山为西岳”，在陕西中部。请问鄱阳湖边的焦仲卿夫妇，为何不远千里而葬于西岳华山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不通，便要连想到《清乐》中二十五篇的《华山畿》，而《孔雀东南飞》的真时代也连带的发现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古今乐录》云云，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按此说吴兆宜《玉台新咏》注中已举之）
第三，此诗带着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例如，“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什么是“青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云云，“青庐”之为北朝结婚特别名词，还有一个旁证，《北史》卷八《齐本纪》下云云，“青庐”之名，便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
第四，（诗中）所谓（龙子幡）也是南朝的风尚。《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云云，还有宋代的乐府，可做旁证，《襄阳乐》第二首云云。这不又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吗？
第五，（梁任公疑心《孔雀东南飞》是六朝的诗，间接受着《佛本行赞》的影响）长篇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在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诗人不能了解叙事诗的性质。例如苏轼便很看不起《长恨歌》，怪他“费数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以为劣于杜甫的《哀江头》”。（司马光《迂叟诗话》）然而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均在《大藏经》杂部）便是“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亦然，他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这一点，我不能不说是印度诗人的影响。假使没有宝云与无谶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
《孔雀东南飞》究竟作于何时呢？
华山神女冢为宋少帝时事，少帝于西历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大约不能在此时以前。
至于最迟的限度，自然是《玉台新咏》，《玉台》大约作于（陈）后主时。（考证从略；“大唐新语谓作于梁简文帝晚年”）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西历五八三年，《孔雀东南飞》既（始）载于《玉台》内，必不能在此年以后。（节录）
胡适《白话文学史》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凡是外来的宗教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
第二，《佛所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旁”的话，所以陆先生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约即是丹阳县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刘大白《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黎明》十六期）我疑心《孔雀东南飞》中的华山，就是皖山。查汉末所置的庐江郡治，在现在安徽潜山县北面的皖城，《通志》说：“灊（同潜）山西北，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汉武帝南巡狩，礼灊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称霍岳。皖，霍，衡，（霍山因为代南岳的缘故，也名衡山）华，都是一声之转，所以汉末的庐江人，也许呼皖山为华山”。也许原文本作皖山，或霍山，而后来传写，讹为华山。
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一六五期：）与“神女冢”相关的是丹徒的华山，县志云：“华山在城东六十三里，即《乐府》所谓《华山畿》者。上有‘神女冢’。”
“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
《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引《世说新语·假谲》篇记魏武故事，亦用“青庐”之名。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于一篇诗里呢？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有《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载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这岂但是文字上的偶合吗？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依旧保留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按《采菽堂古诗选》云，“五里一徘徊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然而这十个字，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后必不很远。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两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的事。（节录）
胡适《跋张骐为论〈孔雀东南飞〉》（《现代评论》一六五期：）“《玉台新咏》明明说此诗是‘古诗’。徐陵生于梁初天监六年（五○七）死于陈末（五五六）。此诗若是齐梁（四七九—五五六）诗，何以徐陵要追称为‘古诗’呢？”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详尽地描写衣饰之类和叙述谈话，古代诗歌辞赋中，未尝没有，如《陌上桑》的描写罗敷，辛延年《羽林郎》底描写胡姬；（均见本卷）又毛诗《卫风·硕人》底描写庄姜，《鄘风·君子偕老》底描写不知名的卫夫人，有人说是宣姜。《楚辞·九歌》湘夫人底描写湘夫人神宫；至于《招魂》，《大招》，更是连章叠节地尽量描写宫室、玩好、女色、音乐、歌舞、饮食之类，而汉代辞赋中各种描写和叙述、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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