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升任总督；又派宗室朱容藩总督军务，杨乔然、江而文为巡抚。“诸人各自署置，官多于民”①。樊一蘅见十羊九牧，事权分散，上疏极论其害。永历朝廷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又提升杨乔然为总督，任命监军道詹天颜为川北巡抚，另一监军道范文光为川南巡抚。原来的川陕总督樊一蘅“无所施节制，但保叙州一郡而已”②。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又听从委任的各总督、巡抚的保荐，给大小军阀加官进爵。这种一味以官爵收买人心的愚蠢做法，更加剧了四川军阀的割据和倾轧。反观清方，豪格率军返京时只指定一名总兵（先为王遵坦，后为李国英）任四川巡抚，尽管兵力远逊于南明川黔“诸雄”，却因事权统一，始终固守着以保宁为中心的川北地区。
南明川黔各军阀本已割据自雄，朝廷又叠床架屋地委派总督、巡抚等方面大员，随之而来的是互相争权夺利，抗清大业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将热衷于大打内战。在1648—1649年（顺治五至六年，永历二至三年）两年间先后发生杨展攻杀马应试又被王祥击败之战；王祥与皮熊之战；袁韬、武大定杀害杨展、攻占嘉定之战；于大海、李占春等攻杀朱容藩之战。现分述如下：杨展南攻泸州卫与永宁之战。据时人欧阳直记载，“王祥驻遵，部分三十六挂印总兵官，颇自骄倨。凡过往缙绅若不得其欢心，则每有劫掠之虞。以故士大夫不满于祥，互相唆构御史钱邦芑移书杨展云：有密旨联络勋爵图祥。展得书，信之，以奉讨为名，遣子璟新率兵南下至泸卫，谓马应试作梗，遽杀之，夺其兵。至永宁，为侯天锡合遵兵所败而还”③。《泸州志》所记稍异：“杨展自嘉定袭永宁，诡结盟好，假道泸卫，应试开门出犒。忽望城坡上鼓声震天，则展兵已露刃直逼城下。应试故著红裤，不及甲马，徒步奔山。谍者知之，遂就擒。今卫城东丫口有杀人坳，相传应试斩首处也。展至永宁，战不利，还屠泸卫而去。”①王祥、皮熊之战。这场内战从1648年七月一直打到年底。先是遵义总兵王祥领兵攻贵州总兵皮熊，包围了贵阳。八月，贵州将领武邦贤、杨光谦引兵击败王军，贵阳解围。十月，皮熊又出兵攻王祥，在乌江被王祥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十二月，双方才言归于好②。
袁韬、武大定谋杀杨展。武大定原为明朝陕西裨将。清军入陕后，他曾同孙守法等一道抗清，奉明朝宗藩秦王之子为秦王，以资号召③。1648年十月他被清军击败，带领部下劲卒三千人突围入川。由通江西走广元，收服利州卫世袭指挥同知张颠部众一千五百人，“与龙安（府治在平武）赵荣贵、松潘朱化龙、茂州詹天颜等相为犄角，剽掠绵（州）、梓（潼）诸邑”①。1649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五月，赵荣贵派人来迎请秦王，武大定早已觊觎赵军兵力，设计让秦王应邀赴赵营，然后趁接回秦王的机会把赵荣贵骗入自己营中加以捕杀。不料这位秦藩宗室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见赵荣贵及其部下官兵真心实意抗清复明，就把武大定设下的圈套和盘托出。过了两天，武大定遣使“迎王回营，并邀荣贵面筹大事”②，遭到二人婉言拒绝。武大定知道奸计被识破，连夜取道彰明（在今四川江油县与绵阳市之间）南窜③。由于成都平原屡经战乱，破坏得十分厉害，几乎荒无人烟，武大定部众饥疲不堪，奔到富顺投靠袁韬。当时，川北巡抚李乾德正在袁韬营中，还有另一支摇黄队伍呼九思部也来会合，“俱绝粮，饿死者甚众”④。李乾德是个无耻政客，派到四川以后既没有兵将，也没有地盘，他急于抓权，竟私自铸造了“兵部之印”大方银印，自称兵部尚书，行文各镇。又利用摇黄十三家之一的袁韬归明后没有官衔的机会，另铸定西将军银印送给袁韬，博得袁韬的欢心⑤。不料他钤盖私铸兵部印的文书被杨展的幕客识破，当面质问他朝廷常规“印不离部”，你的“兵部之印”从何而来？李乾德无言以对，不敢再用假印招摇撞骗①。李乾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以巡抚的身分接管州县，把地方的钱粮抓到手，而让杨展单纯主持军事。可是，嘉定地区的耕地主要是杨展组织军民开垦出来的，李乾德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当时重庆一带城空地荒，杨展建议李乾德率领袁韬等部军队往守重庆，由自己负责粮饷供应②，这对南明来说本是个不错的主意。李乾德既对嘉定地区的富庶垂涎三尺，又怕出守重庆将冒清军南下的风险，与其为朝廷收一块危地，不如心黑手狠算计自家人，于是在李乾德导演下终于演出了一场川南火并。他利用袁韬、武大定、呼九思乏粮之机，建议“惟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即无饥乏患矣”，三人都表示赞同，请李乾德立即前往嘉定。“乾德赴嘉定说展曰：‘大定与韬愿归将军帐下。’展不可，曰：‘风土既异，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数万众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汤蹈火，皆无异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决矣，幸勿复言。’乾德复说曰：‘从来举大事者不辞众，将军士卒虽精，苦无外援。涪州有余（于）、李，万县有三谭，相为犄角，何分南北哉！二将望风而奔，慕将军之威德也。不劳一卒，不发一矢，收万余人于麾下，不大有利于将军邪？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将军其图之。’展沉吟久，乃许给粮饷，资韬、大定于犍为。”③乾德见初步目的已经达到，返回富顺告知袁韬、武大定、呼九思。三人大喜，编造兵员花名册送交杨展。杨展拒绝接受，却按月运粮接济。袁韬、武大定、呼九思亲赴嘉定拜会杨展。不久，呼九思病死，“杨展与武大定、袁韬■刀歃血，三人誓结生死交。杨为长，袁次之，武又次之。展恩视二人如亲弟，恣其所欲，悉应给。令袁韬移营驻犍为，武大定驻青神”①。袁、武二人在杨展资助下度过了难关，却暗中觊觎嘉定的繁盛。李乾德乘机进行挑唆，对袁韬说：“地方钱粮供朝廷之公物也。岂展所私而以布惠于僚友？且展据有西南，终当尾大不掉。公等皆人杰，仰畀于若人耶。”②袁韬欣然听从，与武大定密谋定计，以七月二十六日袁韬生日为名邀请杨展赴犍为庆贺。杨展的家属和部将怀疑其中有诈，劝他不要去；杨展自以为对袁韬、武大定有恩，只带了三百名士卒前往犍为赴宴③。在筵席上被袁、武擒杀，随从军士也被灌醉后死于非命④。二人随即发兵突袭嘉定。袁韬、武大定背信弃义谋杀杨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南明许多文武官员的愤慨，川陕总督樊一蘅写信责备策划其事的李乾德：“嘉陵、峨眉间二三遗民不与献贼之难者，杨将军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间，天下其谓我何？”李乾德阅信后付之一笑，“以为救时大计非坚儒所能知”①。涪州李占春曾经得到过杨展的粮饷资助，“闻变拍案曰：贪利，杀我义士，岂大丈夫耶？”领兵来援嘉定，被袁、武击败。十二月二十四日，袁、武军队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攻入嘉定，杨展长子杨璟新带领残兵五十余人经峨眉、新津、灌县逃往保宁，于1650年（顺治七年）正月十六日向清朝四川巡抚李国英投降②。袁韬、武大定瓜分了杨展的部众、地盘和库藏，“初意江口所获金银如山积，及搜展府内不满所愿，吊拷夫人并烧毙经事之人，都无窖藏之物。二人大失所望”③。李乾德计杀杨展后，又重温旧梦，自称尚书经略，妄图主管地方粮饷，节制袁、武二部兵马，结果嘉定被袁、武二人瓜分，“乾德虽亦分数州县，仍空名而已”④朱容藩是明朝楚藩通城王的后裔，在宗室内地位很低。当明末社会大动荡之际，他飘泊各地，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可谓见多识广。永历帝在肇庆即位时，他参与拥戴，被授予掌宗人府事。他不满足于这个虚有其名的官职，想抓点实权。从兵科给事中程源口中听说四川兵将颇多，统御无人，认为机会来了，就奏请入川联络诸部，永历朝廷给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的官衔总督川东兵马。朱容藩即取道湘西到达湖北施州卫，进入王光兴的兵营；接着又联络驻守四川涪州的李占春（混名李鹞子）、于大海部。1647年（顺治四年、永历元年）夏，清涪州总兵卢光祖部携带大批掳掠来的辎重子女由重庆水陆并进，顺江而下，企图一举打通川鄂交通水道。朱容藩当即命令李占春、于大海率领舟师阻击。七月十一日，两军相遇于忠州（今四川忠县）。清军辎重既多，又不习水战，被李、于二部击败。明军烧毁清船一千余艘，夺回大批被俘人口和财物。卢光祖带领残兵败卒从达州小路逃回川北保宁（今四川阆中）①。
朱容藩初战告捷，又联络忠州卫世袭武将谭文、谭诣、谭弘和摇黄呼九思、景可勤、陈某等部同川南、川西明军会合，于九月间收复重庆。②这时，由陕西南下川北的定陇侯赵荣贵正集中兵力进攻保宁。由于清初成都一带凋敝特甚，几乎荒无人烟，清朝设置的四川巡抚、巡按都驻于保宁，这里实际上是清方的四川省会，清朝所委任的四川各镇总兵全部回救保宁。朱容藩和四川、贵州明军几乎收复了保宁以外的四川全境。后来清四川总督李国英回顾道：“只因四年（1647）六月王师凯旋（指肃亲王豪格率部回京），留兵单弱，以致群盗蜂起。臣与各镇间关百战，始达保宁。一城之外，尽为贼有。”③聚集于保宁的清军名义上有五镇：成都总兵（原为李国英，四川巡抚王遵坦病死后由李接任，改由惠应诏任成都总兵）、叙马总兵马化豹、涪州总兵卢光祖、永宁总兵柏永馥、龙安总兵左勷，实际上兵力极其单薄。四川巡抚李国英1648年（顺治五年）向清廷报告：上年肃亲王豪格拨给四川巡抚标兵一千三百九十名，病死、饿死和逃亡者多达一千三百三十三名，只剩下三百一十名①；其他各镇情况也大致相仿，“饿、病死者十去七八”，“每镇不过数百饥病之兵”②。南明朝廷本来应该趁此机会，集中兵力攻克保宁，全歼入川清军，然后精兵简政，汰弱留强，招抚流民，垦荒屯田，把四川这块自古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经营成抗清基地。然而，各派军阀不仅不愿意减少自己的兵员，而且勾心斗角，互有吞并之心。永历朝廷又叠床架屋地委派阁部、经略、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分别笼络某几个军阀，导致事权分散，以至自相火并。
朱容藩是个小有才具的野心家。他倚仗永历朝廷的名义组织川东等地武装恢复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时候，正值永历皇帝由武冈逃往南宁。朱容藩妄图利用四川诸将同朝廷失去联系的机会，拥戴自己爬上皇帝的宝座。会师重庆时，他就示意原偏沅巡抚李乾德联络川南一带文武官员劝进，遭到李乾德等人的拒绝。他怀恨于心，派李占春领兵偷袭李乾德和袁韬的兵营，被袁兵击退。1649年（顺治六年）二月，朱容藩回到涪州（今涪陵）、夔州地区，即自称楚王世子监国（《客滇录》说他自称楚王世子，后称楚王，又改称吴王），铸造了“天下兵马副元帅”金印，改忠州为大定府，府门为承运门；夔州临江有天字城，形势颇为险要，朱容藩改其名为天子城，作为自己的行宫。为了收揽人心，他擅自铸印封王光兴、李占春、于大海、杨朝柱、谭文、谭诣、谭弘、杨展、马应试等人为侯爵、伯爵，授刘惟明、杨秉胤、白蛟龙等人为挂印总兵，任命张京为兵部尚书、程正典为四川总督、朱运久为湖广巡抚，此外还任命了祭酒、科道、鸿胪寺等官员，俨然以朝廷自居。朱容藩的胡作非为引起了川西和川南永历朝廷委派的官员极大不满。四川巡按钱邦芑以“为奸宗谋逆，请正天讨事”上疏揭发其罪行，疏中说：臣察得逆宗朱容藩自元年正月在广西得罪，皇上欲置之死，幸蒙天恩赦宥，还其原官，命料理湖南一带。彼时寇逼湖南，容藩即由施州卫走入川东。五、六月间，寇陷涪州，臣方至彭水界上。川东夔府一带与朝廷消息不通，文武无主，容藩假朝廷之威灵，收拾兵将。至八、九月间，川中各镇如王祥、侯天锡、李占春、余（于）大海、赵荣贵、曹勋、马应试、袁韬等，各出兵剿寇，四路捷报。维时皇上幸广西，川中不知圣驾所在，容藩即自为吏、兵两尚书，铸刻印信，选授文武，笼络军民，隐有称王之意。今岁六月，臣巡川南，忽军中传来朱容藩刊《谕建置文武榜文》，其自称则曰：“予一人”、“予小子”，如此而欲其终守臣节，其可得乎？今皇上远在百粤，四川僻在极西，沿途兵寇阻道，凡诏谕敕旨，经岁余后通，其浮沉不达者尚多。且西川之地，四围皆蛮夷土司，易生反覆。又迭经寇祸，三年之间，四易年号，人情惶惑，莫知适从。故容藩欲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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