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丈人，臆云‘严庄(即扬雄之师严君平)之称’，学不师古，匪说修闻。既误讳于经旨，辄改正作‘大人’明矣。”李鼎祚批评王弼附会老庄之说，却引《老子》为证，融会《易》、《老》之实并无二致。
李鼎祚在注解中所表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显示出他编纂《周易集解》在搜集诸家之时不废己意的一面。《集解》中引述虞翻的解释最多，足见李鼎祚对虞氏《易》学的推崇，但他对于虞翻的解释并未盲目信从，对其穿凿不当之处也有所纠正。如《中孚》“豚鱼吉”，李鼎祚采用了升降说：“坎为豕，讼四降初，折坎称豚。初阴升四，体巽为鱼。中，二。孚，信也。谓二变应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鱼，吉矣。虞氏以三至上体遁，便以豚鱼为遁鱼。虽生曲象之异见，乃失化邦之中信也。”这里以义理为第一，而以象为其次，象不及义，并不可取。李道平解释说：’李氏以为曲象，失化邦之中信，故不取也。”又如惠栋将李鼎祚对“七日来复”的解说与郑玄之注混为一谈，陈寿熊批驳说：“按李氏以坤六爻、震一爻说七日，虽亦引卦气，而与郑义异，不宜通为一条。”可见李氏也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李氏独到精深的认识也得到他人的肯定，如《经义考》卷14崔憬《周易探玄》条即引述他对崔氏《探玄》的评价。
对于如何理解《周易》中的圣人之道，李鼎祚指出：“圣人之言连环可解，约文申义，须穷指归。”他注意到了《周易》文字含义前后连贯，思想具有一致性的特征，要求解说《周易》时注意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而不是割裂字段，随文释义。他批评崔憬说：“崔氏《探玄》，病诸先达，及乎自料，未免小疵。既将八卦阴阳，以配五十之数，余其天一地四，无所禀承，而云‘八卦之外，在衍之所不管’者，斯乃谈何容易哉！”崔觐以王弼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未释五十从何而来，认为此乃臆度之言，非有实据。但是崔觐自己在八卦阴阳配五十之数时留下的天一地四两数的处理上与“先达”王弼有相同的毛病，均未说明其缘由。李鼎祚认为这就是一病，而病根就在于缺乏前后文联系，从思想的连贯性上去看待圣人之意。他认为：“此章云‘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结‘大衍’之前义也。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即将五合之数配属五行也，故云‘大衍之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更减一以交五，备设六爻之位，蓍卦两兼，终极天地五十五之数也。自然穷理尽性，神妙无方，藏往知来，以前民用，斯之谓矣。”李鼎祚之义是“大衍之数五十”并不是孤立的，后文所言“天数五地数五”至“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就是来说明它的，将二者割裂不恰当。
《乾》上九爻李氏注：“以人事明之，若桀放于南巢，汤有惭德，斯类是也。”这是说贤君有阳刚之德，但不可过刚，过刚就会招致悔恨。同样讲“亢龙有悔”，在《文言》中李氏又解释说：“此当桀纣失位之时，亢极骄盈，故致悔恨，穷毙之灾祸也。”这又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不肖之君而有阳刚之德，更不可以过刚，否则就会导致灾害。一正一反，均以人事将其含义合理地表达出来，起到了互补的作用。《文言》“知存而不知亡”也因“亢”而发。李氏解释说：“此论人君骄盈过亢，必有丧亡。若殷纣招牧野之灾，太康遘洛水之怨，即其类矣。”李鼎祚在此处无疑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而将重点放在了“骄盈”之上。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鼎祚始终将《周易》看做一个前后连贯的整体，在注解中总以一以贯之的思想去理解它。
李鼎祚发挥义理颇为独到，如释“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他解释说：“此当三皇五帝礼让之时，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矣。”以三皇五帝垂拱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来阐释，既有儒家内圣外王的情怀，又满足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心理，解释贴切，蕴味颇深。说它带有道家思想是有据可依的。《乾·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对“乾元用九”这种至高境界的一种阐释，李鼎祚则解释说：“此则‘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言大宝圣君，若能用九天德者，垂拱无为，刍狗万物，‘生而不有，功成不居’，‘百姓日用而不知’，岂荷生成之德者也。此则三皇五帝，乃圣乃神，保合太和，而天下自治矣。今夫子《文言》再称‘圣人’者，叹美用九之君，能‘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故得‘大明终始，万国咸宁，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斯即‘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是其义也。”李鼎祚首先声明此处与前释的一致性，接着他为了有效地说明这种境界，引用了《老子》、《周易·．系辞》等文。《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就是所谓的“刍狗万物”，讲任其自然。又“生而不有，功成不居”则是明引《老子》之文。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保和太和”出自《周易·乾·文言》的引文。“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乃《论语·子张》中文。无疑，李鼎祚在这里以道释儒，儒道合流。为了说明问题，他还从反面加以论说，称：“三王五伯揖让风颓，专恃干戈递相征伐。失正忘退，其徒实繁，略举宏纲，断可知矣。”这又与他对“亢龙有悔”的解释联系了起来。所以李道平疏说：“盖以亢阳为害，因举圣人以为宏纲，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之道，从可识也。”
四、李鼎祚《周易集解》与时代风尚
李鼎祚编纂《周易集解》正处于唐中后期，唐诗、科举的兴盛，《五经正义》的编修，使经学处于衰弱之际。在《易》学上，王弼、韩康伯玄学义理《易》独统天下，两汉象数《易》学几成绝微之热。《周易集解》的编纂与当时经学上少许学者的动向有相近之处，成为经学复兴、时代反动的一个表征，从历史的大背景中仍可看出其更富深意的一面。
(一)经学衰弱
南北朝时，经学出现分野，“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固。自隋统一天下之后，经学也开始走向统一。唐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为统一儒学，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修订完成，中再经修改重订，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天下。此后，《五经正义》的经文、训诂、义疏被规定成为当时惟一的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不合《正义》，就被斥为“异端邪说”，经学发展受到阻碍。
对《五经正义》进行深入贯彻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唐政府采取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其中经学发展最受影响的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帖文”和“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帖文”又称“帖经”，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要求举子填写出一段经文中被覆盖的一行或几个字。这种方式完全需要应举者有良好的记忆能力，只要记得牢，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僵化死板不言而喻。口试大义主要由考官当面访问考生经书大义，后来又发展成为“墨义”，即以书面形式作答。考察评判考生回答的优良程度是以官方编写认可的经文注解，尤其是孔颖达等编纂的《五经正义》为标准的，它要求考生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口试、墨义同样是对考生记忆能力的大检验，完全扼杀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力。由此被社会上有学之士轻视。
与明经科相比，进士科则长盛不衰。明经科只需熟读默记经传及其注释即可中式，进士科重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而录取的名额，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所以进士科比明科困难许多，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众科之中，最贵进士科，“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诗赋的兴盛使经学相形见绌，走向衰微。
在经学衰微的年代里出现与众不同，有所创意的新作，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新唐书》卷200：“大历时，(啖)助、(赵)匡、(陆)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朱彝尊以“独未及鼎祚”为憾，已将李鼎祚《周易集解》与之并为一类。唐代经学的转变犹以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为重，将李鼎祚与他们并列，也就认可了李氏在《易》学上具有开一代新风的含义。全祖望对此更有深刻认识，他曾考究唐五代时的《易》学成就，将李氏《集解》别列一派，又以保存文献之功而倍加重视。《鲒埼亭集外编》卷23《周易义序》称：“唐人经学最草草，见于史者不过数家，《易》只推蔡广成一人。广成所着《启源》十卷，《外义》三卷，明人《一斋书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见。其余则阴洪道、陆希声、东乡助、高定诸家，恐皆无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辑三十六家之绪言，在唐人说《易》，别为一派。其余则郭京、邢瓙之书，然则文徵《易义》足备正义以后之一种，不可听其无传也。五代则蒲乾贯有《易》学，亦谈象数者。总之关、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传者，皆当存之，以备时代，不当苛论于其间。”在《唐经师从祀议》一文中，全氏更对唐代经学作了全面考察，深入细微，足资参考。其言曰：“唐之经学可谓衰矣，初年尚有河汾教育之余风，能以经术立言，自后诗赋日盛，而经学之衰，日复一日，稍有讲明其际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壶挽末俗。然使无此数人，则经学将遂为哑钟，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学派也。……其三百年中有为兼通五经之学者，陆氏而后曰褚无量，曰马怀素，曰王元感，曰元行冲，专门名家之学《三礼》则魏文贞公征，其后有成伯玙，《易》则李鼎祚、蔡广成，《春秋》则啖助、赵匡，《诗》则施士丐，斯数人者，犹能守先圣之绪言以传之后，虽其言未必醇，而不为无功于经言乎。……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赵氏其书尚存，多为后学所采，则亦不可泯其劳矣。”在经学衰微的时代里，少数学者识别精明，眼光深邃，在困难的环境中将经学不断推向前进，他们在经学史上承上启下，其作用自当另眼相待。全祖望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仅再次将李鼎祚列入啖助、赵匡等开一代学术新风的学者之列，更有力地说明他们在经学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以此看待李鼎祚及其《周易集解》方为深切透辟。
(二)象数《易》学式微
唐初孔颖达修撰《周易正义》，他舍弃了两汉象数《易》学，而以王弼、韩康伯的玄学《易》为基础，再加诠释，在官方势力的影响下，一时义理《易》学独揽天下，习学象数《易》学者寥寥无几。宋人赵师秀(紫芝)就有“辅嗣《易》行无汉学，玄晖诗变有唐风”之句。《四库全书总目》卷l《周易正义提要》更评论说：“至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然而“《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义理《易》学一枝独秀，而舍弃两汉象数《易》学的成果，不免精华与糟粕不辨而有所偏颇。李鼎祚看到了学术上的缺陷，认为象数、义理均含《易》道，不应有所偏滞。在义理《易》学横行的时代，他矫枉难免过正，《周易》集解更多地以象数《易》学的面目出现。《四库全书总目》卷3《周易窥余提要》称：“自唐人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当时经生不能尽从其学。”看来，李鼎祚的努力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在象数《易》学式微的情况下，李鼎祚敢于独树异旗，别为一派，逆时而动。这看似违背《易》学发展的事，却恰恰推动了《易》学向前发展，人们可以再次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象数、义理两大派，各取所长，综合提高。李鼎祚的努力无疑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其《集解》自然独树新风。
五、结论
李鼎祚与《周易集解》甲已广为人知，但真正知晓其人生平事迹，其书篇卷流传情况的人却寥寥元几。孟子讲知人论世，从李鼎祚的生平及其书的刊刻流传中更能加深人们对《周易集解》一书的认识。李鼎祚在编纂方法上以集解为主，收录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四十二家《易》注，而以虞翻、荀爽之注为主轴，博采众长，不执己意任意去取。保存了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些重要的《易》注，为清人复兴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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