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
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
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些没有意义的伪命题组成的，只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因此，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
“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
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堕为罪魁，心怀惭德，愧对振武；三罪国基甫定，法权未张，乃有杀张之事，以致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黎元洪保证对张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参谋总长及鄂军都督职，又向参议院辞副总统职。
黎元洪是否真的认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不是，恰恰相反，黎元洪凶相毕露地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
张、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北，鄂人士甚震骇，军人尤不平。谣言四起，黎令武昌戒严益甚。各界人士群情愤激，莫可名状，黎竭尽全力削弱革命党人力量，首先派亲信部队将张、方统率的将校团包围，令即日缴械退伍，实即遣散。又召集军界人员在都督府开会，强词夺理地说，杀张振武，实出于万不得已。元凶既除，余党自解。此后我军人务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党见。
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设军务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即连张振武创办的民国男、女公校也下令取缔，后经教育司力争，才决定将两所学校收归公办。黎元洪加派军警巡逻市街，缇骑四出，暗探密布，都督府周围长期处于戒严状态。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
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
黎元洪得悉参议院要弹劾自己，非常紧张，连忙策划对付手段。他采纳饶汉祥献计：“假用鄂军人联名挽留为要挟地步，又用商会、教育会名义，电责参议院不应弹劾，恐摇动大局。”于是，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各级军事学校校长、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第1师师长黎本唐领衔，在黎元洪提出辞职的第2天发表通电（梗电），对民社派参议员提出的质问书进行了逐条驳斥，为黎元洪辩解。未过一日，湖北军界再次气势汹汹地发出通电，语气尤为激烈，点名痛骂刘成禺、张伯烈等，说他们“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是为丧心病狂，玷辱祖宗”。还威胁说：“参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24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
在黎元洪及其亲信的煽动下，又有湖北教育总会、商会，武昌、夏口、汉阳议会，以及“湖北保安社绅耆暨全体士民”、“旅沪鄂人”等，也纷纷致电北京，斥责参议员，挽留黎元洪。稍后，鄂省议会也致电北京。这些电文，均系黎元洪左右舞文弄墨者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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