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
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亦和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认为文化是人类意欲的产，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200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2标失败后，又有马队1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陆续破坏“振武会”机关10余处，数十人被处死。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加上零散被搜捕杀害者，死者当在1000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500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国民党员，即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极少。
黎屠夫电告袁世凯，轻描淡写地说：“正法5人，其余均弃械逃溃，暴动业已平定，现在省垣人心安谧。”他虽然这么说言才有意义和价值。主张返回“生活世界”。，但内心十分恐慌，特电袁世凯要求从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派军到鄂驻扎，以资镇慑。袁世凯立即抽调北洋军1000余人到汉口，驻南湖马队附近，又命4省派军队援鄂。直隶、江西、江苏各派1营陆续到鄂驻扎。
黎元洪还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该管上官是问；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9点钟以后戒严。10月5月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民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
10月10日，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作哲学考察的总称。有人认为其对象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2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场。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为人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1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1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归咎于坚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世凯：“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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