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
共和、民主、统一3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
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3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3党，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
4月26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272票；国民党议长候选人吴景濂获266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6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举规则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应由2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了。
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本书批判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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