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采取收买分裂革命党的策略，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主张一再受挫，法律解决的希望全属幻想，袁世凯的态度又日趋强硬起来，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起来。在革命党人中首先出来进行调停活动的是谭人凤。他于4月底到5月初和王芝祥一起在上海积极奔走，联络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的一些督抚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温宗尧等人出来主持公道。
岑春煊以恐其不听辞。谭人凤加以激励说：“公等与袁资望平等，听不听由他，言与不言则视公等之爱国心如何也。若坐视南北决裂，不出赞一词，人将不蔑公等乎？”
岑春煊、李经羲乃慨允。岑领衔，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温宗尧、王芝祥、高而谦、蓝建枢、杜锡圭、张其锽等10人签名致袁世凯和各界通电说：“政府与人民未能相见以诚，一事发生，是非各走极端，相持益急，纷扰日甚。祸机既伏，大局垂危，国事如斯，安忍坐视。”他们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定，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希望袁世凯能够采纳。
又有于右任到京，自称为孙中山、黄兴全权代表，谒见袁世凯，提出调和3条件：其一、宋案要求赵秉钧到案；其二，要求撤回派往军队；其三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组织国民党内阁。并谓此为国民党最后之忠告。
袁世凯回答道：“宋案尚未水落石出，究竟赵秉钧有无关系，并不能确定，自当保全赵之人格，无到案之理由。至于所派往军队，究何所指。如指张勋、倪嗣冲之兵，则张、倪两军本驻扎该处，并非派往，武胜关以南之军队，则系黎副总统电请派往，镇压地方，黎副总统未请撤回，中央不能卸责。惟政党内阁一层，毫无疑义，盖议会中谁党占多数，即以谁党组织内阁，实属当然之事。”
显然，袁世凯的态度已十分蛮横。他又复电岑春煊等，断然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调和条件，他说：“当宋君被刺之始，尚未获凶，即有人预设成心，诬指政府。继又凭影射之词，牵混之据，断章取义之电文，预侵法官独立职权，实为文明国所未有。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袁世凯对岑等电文所提出的借款、政府干涉制定宪法问题，逐条强辩。
那些拥袁的各省都督和北洋将领，紧密配合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开展猛烈抨击，并发出战争叫嚣。背叛同盟会的陕西都督张凤闿、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甘肃护都督张炳华等通电责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本文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不爱国家，谗说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断以借款冀逞阴谋。”声称：“自今以后，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与国民共弃之。”
袁世凯对态度缓和的黄兴也不留情，他悍然发布命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谭人凤的调停活动仍在加紧进行。他和王芝祥进京会见袁世凯，袁态度极为强硬地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袁世凯痛诋黄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
谭人凤见难再多说，只得告辞。第二天谭人凤去武昌前向袁辞行。袁世凯和颜悦色地说：“先生此来甚好，民国疮痍未起，诚不愿再见动乱，兵队可否撤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唐孔颖达疏：“天有悬象而，还清与黎副总统相商。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不然，我受国民付托，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
谭人凤抱一线和平希望来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告诉他在京与袁所谈之事。黎断然说：“李烈钧跋扈桀骜，中央即允留，尚有13省都督不承认，势非撤不可。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
袁世凯做好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准备，便于5月21日召见梁士诏、段芝贵、曾彝进时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要求把他的话传给国民党人，并说这是他负责任的话。
袁世凯、黎元洪又加紧收买、分化李烈钧的部下，逼李自动下台。黎元洪密电驻守九江的赣军第1师师长欧阳武，暗示以推荐他代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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