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布里埃尔·奥伯特注意到了他的眼光，她很高兴地证实了兰德尔未说出口的想法，“是的，”她几乎是唱着说道，“不用过一个月，亨利和我将有第一个孩子了。”
兰德尔在晚上11点搭车离开了巴黎，登上了去法兰克福的晚班火车。他的私人小室里，床铺已经整理好了。他脱衣服上床后，很快就入睡了。早晨7点15分，一阵蜂音器的嗡嗡声过后，接着又是响亮的敲门声吵醒了他。卧车列车员给他送来了一杯热茶。面包和黄油，还有一张两法郎的帐单。同时还把护照和火车票也归还给了他。
兰德尔穿上衣服后，便把窗帘拉开了。在接下去的15分钟内，在他眼前飞过一幕幕多彩的活动画面——绿色的森林。宽阔的高速公路、高耸的建筑物，然后，铁路轨道越来越密。一列列红色的火车正启动待发，原来是法兰克福火车站已经到了。
兰德尔在火车站的一个柜台上把旅行支票兑换成德国马克后，坐进了一辆出租车，朝法兰克福饭店驶去。到饭店登记后，又询问了一下柜台后的服务员，看是否有他的信件，然后又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接着，服务员领他到了早就为他预订好的套房。兰德尔顾不得休息，先打量了一下住所——一个带阳台的卧室，石栏杆上摆着漂亮的花盆，旁边的客厅有一扇很高的法式窗。凭窗眺望，可以看到许多商店的名字。
眼下，他到了德国，不错，50多个小时的奔波从阿姆斯特丹到了米兰，又到巴黎，然后再来到了法兰克福，这个旅行实在是令人有点晕眩。
现在是8点15分，再过40分钟，赫尔·卡尔·亨宁派来接他去美因茨的汽车就要到了。兰德尔向饭店要了一份丰盛的早餐，又让人把他的衣服熨平整了，看完报纸后，又把关于赫尔·卡尔·亨宁的宣传文件重新看了一遍，然后给阿姆斯特丹的洛丽·库克打了电话，让她帮安杰拉·蒙蒂准备好一个安全通行证和办公的地方。接着，又弄确实了奈特博士和杰弗里斯博士是否已经从伦敦到了阿姆斯特丹。做完这些事后，出发的时间就到了。
从喧闹的法兰克福开车到比较安静的美因茨花了50分钟。那个抽着雪茄烟的年龄较大的德国司机，按照路标所指示的方向进入了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只见高速公路的两旁站着许多背着重重的背囊，想搭便车的人。偶尔还能看见盖着帆布的卡车和载着戴着银色头盔的警察的摩托车急驶而过。兰德尔从车窗外还看到了青葱的森林，涂成天蓝色的加油站。桔黄色的路牌上面画着黑色的箭头指向乡间小村。经过几个飞机场、农庄、冒烟的工厂，终于看到了上面写着“美因茨”的路标。他们把汽车开下斜坡，经过了铁路轨道上的砖桥，又经过了莱茵河河上的一座长桥，最后终于到达了美因茨。
5分钟后，他们的车停在了一幢6层高、相当现代化的有两个旋转门的办公大楼前面。
最后总算到了，兰德尔如是想。现在，他将看到《国际新约》正式和观众见面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他多么希望蒙蒂教授或安杰拉——其实是安杰拉——在这儿和他一起看到奥斯蒂亚·安蒂卡古迹里的美梦是怎样在现代的德国美因茨变为现实的。
兰德尔谢过了亨宁的司机，打开后车门，刚要出来时，他看到远处的旋转门里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家伙油头粉面，瘦高个，停下吸了一口空气，从一个金色的烟盒中拿出了一支香烟。兰德尔仍然保持着一半身体在车内，一半身体在车外的姿势。他努力想记起这张脸，白皙的皮肤，雪貂般的眼睛。当那人把香烟拿到chún边时，露出了他那突出的牙齿，兰德尔立即记起他是谁了。他马上退回车里，躲到后座上。
这个人是普卢默——《伦敦每日快报》的记者。
兰德尔似乎像被冻住了似地等在那儿。普卢默呼出了一口烟后，目不斜视，趾高气扬地上了人行道。红灯亮了，他等了一会儿后，穿过街道，不久就从兰德尔的视野中消失了。
普卢默到了美因茨，刚刚走出了这本天书的防护堡垒，走出了它的印刷及制作的总司令部。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兰德尔一点也没有耽误，匆匆忙忙走入亨宁的办公大厦，向两位穿着蓝色长裙的接待小姐出示了证件。其中一位领着他上了电梯，穿过一条宽阔的大理石走廊，来到亨宁的私人办公室。
办公室内空气清新，倒像是从斯堪得纳维亚山上完好无损地运过来似的。赫尔·卡尔·亨宁用几乎把他骨头挤碎的握手热情欢迎了他。
“先用德语！willkommen！schondasssiedasind！”亨宁用刺耳的声音说道，“现在用英语！欢迎！很高兴你能来这儿——这个改变了地球面目的城市，不久，赫尔·卡尔·亨宁将再次改变它。”他的声音低沉刺耳，把听者的鼓膜震得直响。
亨宁的相貌就像一个肌肉发达的角斗士，他的头特别大，和身体比例不协调，剪着短短的普鲁士人的头发，红红的脸，好像是被一个大拳头重击后变凹了似的。眼窝深陷，蒜头鼻子，黑黄的牙齿，因干燥而裂了口的嘴chún，脖子短得几乎看不见。他确实像一个覆盖了华贵的灰色丝质套装的矮胖的角斗士。他欢迎兰德尔的到来，并不仅仅因为兰德尔和他是这项秘密计划的同事，而且也因为兰德尔是美国人。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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