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本书作者关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论集。以胡适、钱穆、陈寅恪等20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中心，探讨在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深刻现代危机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承担者是如何自觉地在矛盾中奋力前行，在蜕变中进行现代转化，在吸收其他文化精粹的同时担当起民族文化熔铸的历史使命。作者自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后，一直构想在西方文化系统对照之下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无论西方的或中国的传统，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进而成，中间经过了许多发展的阶段。而且文化传统也不是一片未凿的浑沌，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到思维方式等，都必须一方面分途追溯其变迁的轨迹，另一方面综观各部分之间的互相联系。”基于以上的考虑，余英时认定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才能使后人获致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认识，而这种史学研究，必须要以现代的特点。余英时认为，当前以寻找文化特色为目标而进入中国史研究领域，只能作为一个基本的假设，而不能随时在专题研究中对它提出具体的解答。“在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中，中国的文明体系独以长期的持续性显其特色。这一点现在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大致无可怀疑。所以仅就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言，中国至少从商、周以来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一直绵延到今天。在这三千多年间，变化起伏虽然大而且多，但中国史的连续性与欧洲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所以中国与欧洲各自沿着自己的历史道路前进，无论从大处或小处看，本来应该是不在问题的。我们只要以此为基本预设，然后根据史料所透显的内在脉络，去研究中国史上任何时代的任何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直接呈现出中国史在某一方面的特殊面貌，因而间接地加深我们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特色的认识。”余英时认为，在现代中国，建立以上的史学研究共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中国学人对西方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已经全盘接受，乃至于崇拜。理论上的“西方中心化”和实践中的“西方典型化”构成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主流意识。但他同时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演，实证主义、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在逐步退潮之中，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