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注定了他不甘寂寞，他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明朝政府不能够提供给他施展才能的机会，反而处处约束，洪承畴为明朝已经尽了最后的努力，他的失败并非是他的决策过错，而清朝政府能够提供机会，让他领导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方面改革，这种诱惑力是具有治国才干的人无法抗拒的。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于黄宗羲所说，他们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的党争，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并没有停止，反而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党争对于明朝的危害是持续性的，他们的忠诚并没有对明朝政府产生过建设性的作用。
这些明朝忠臣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他们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是他们惊讶的发现，那些通过与清朝政府合作的叛臣正在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改革，并且逐渐取得了成就，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大清的政权越来越稳固，而这些改革，在明朝根本就无法进行。
明末的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朝政府能够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儒学，比如礼仪，那么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了腐败无能的明朝政府尽忠的事情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亡天下”，明朝的忠臣甚至应该和清朝政府合作。
对明朝忠臣，尤其是有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他们或许因为对明朝的感情而不愿接受清朝的官职，但他们又困惑于以天下事为己任的理想。
如果放弃任官，这些忠臣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为了一个不可能挽回的明朝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最终无所事事渡过一生吗？与他们相反，洪承畴这些人正在积极建设着这个国家，历经战乱痛苦不堪的中国在慢慢恢复元气，正急需大量的人才来完成重建帝国的任务，而明朝最后的忠臣们拒绝参与这一切，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吗？
可是历史将会怎样看待降清的汉官呢？是予以根本的否定，还是会对他们做出公正的评价呢？
关于道德的思考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
是加入清朝政府以实现他们的抱负，进行在明朝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使中国重新回到在明朝已经偏离的正轨上来，还是扼守道德，放弃读书人的责任和理想作明朝最后的忠臣？是像史可法那样用自己和全城人的性命来殉葬明朝，还是举城投降换取老百姓的活路？这样的考虑实在太多，也太艰难了。
洪承畴显然是忠于他的理想，他一定是经过漫长的思考才作出这样的决定，他肯定也意识到了后人，甚至是当世之人对他的指责，然而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责任投入到大清的统一战争和大清的建设之中，不管怎么说，如果明朝政府能提供同样的机会，他一定会更加乐意来完成这一切的。可是命运却捉弄了他，让他来做明朝的掘墓人，洪承畴要像史可法那样选择死其实很简单，可是活下来更不容易。
5.7.陈园园和明亡
一个女人左右了明朝这样庞大帝国的命运，因为此事直到今天还引起人们的讨论，可见美女的魅力的没法挡啊。
记起曾经一次讨论，大意是说女人的贞节是能够用价值来衡量的，一百万不能，一千万总可以，一千万不能，一个亿总可以，一个亿不能，拿你全家人的性命总可以，实在不行，就拿全国人的生命来威胁你。用一己之贞节换取全国人的生存，这种条件谁能够拒绝呢？所以说贞节并非无价，只不过是普通人买不起单而已。
吴三桂，却是能够买得起单的人。
然而讨论这种问题是可耻的，南唐的花蕊夫人诗曰：“四十万军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正是命中了要害，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皇帝、大臣、将军们都不能控制，最后厚颜无耻强调是红颜祸水亡国殃民，那实在是自私的推卸责任。
皇帝自称是天之子，上承天命，口含宪法，至尊无上，而朝廷大臣们高高在上，接受供养，平日作威作福，一个个以国之栋梁自居，如今搞得一塌糊涂，丧权辱国，弄到要灭亡的地步，这个时候埋怨说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原因，那可真够不知羞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弱智如斯，以为这就是事实，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上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华民族固然是一个勤劳、勇敢、善良、聪明的民族，但是于反省自身一点上做得不够，反而更多的是推卸责任，不愿意承认犯下的错误。
法国雅克·勒高夫说过，“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
是啊，历史遗忘症使得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在同样的地方，这样的悲剧和中华民族曾经遭遇过的那么多不幸相比，过去那些悲惨和牺牲显得毫无意义，我们自豪的宣称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留给我们那些最宝贵的财富――失败的经验教训，却一点儿也没有继承。
举个例子来说，明代朱元璋对国家制度上的弊端相当了解，在宦官之害和土地兼并造成社会问题上，他都做出过明确的规定。
土地问题上，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朱元璋还曾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宦官问题上，《明史·职官志》提到，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又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可是有什么用呢？朱元璋在世的时候这些制度执行还不错，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制度就慢慢发生改变，最后明朝演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也因为土地兼并使得明朝成为最大的“流民帝国”。宦官和流民，绝对是明朝灭亡最主要的两个原因。
而我们今天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朝灭亡就这样变成了一场闹剧，失败者“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中华文明之衰落，根本在于人民放弃自己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国家之振兴富强是每个国民的事情，可是我们宁愿盲从那些离开他们地球就不转的领袖，宁愿服从不合理的制度并且相信这样做是为我们的长远利益着想，然而在遭遇到亡国之祸的时候，我们又将责任推诿给别人，比如红颜祸水，比如汉奸卖国，比如敌人狡诈恶毒，总之是推卸当权者的责任，进而推卸国民的责任。
其实反省历史，绝非是要谁承当责任，而是希望能够从其中汲取教训，从根本上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将责任推诿给任何一人了之。
敌人是阴险无耻也好，是懦弱无能也好，还是积极进取也好，都不是我们能左右，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根基深厚的国家，绝不可能为任何人所卖，如果说某一个人就有能力出卖国家，那么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才有可能为之所趁，其错根源还是在国家本身。只有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才可能一击则溃，才有可能一卖即成。不去探求根本，反而津津乐道于莫衷一是的表象与谣言，缺乏必要的反省，就不用奢谈什么自警自省，这正是下一次亡国之祸根。
陈圆圆和明亡本无关系，然而却又关系密切，我谈陈圆圆与明亡，却又不是谈陈圆圆与明亡。一个将明亡归咎于陈圆圆的民族，是必将犯同样错误的民族，这点我以为毋庸置疑。
5.8.史可法的殉国
史可法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事家。
政治上，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提到。
“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火召）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
他原来是打算用“同仇之谊”来感动大清，幻想连同清兵一起消灭李自成而已。贯彻南明那一套划江而治的政策。
军事上，他督师江北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清军主力南下，他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就算是他本人闻名天下的扬州战役，其实也没有组织过任何有效的抵抗。在左良玉部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在镇守扬州的时候，多铎下令攻城之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根本没有亲自主持抵抗，扬州“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可是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即告失守。这就是史可法的真相。
许多历史英雄人物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如果南明的重臣名将们真有如传说般的才能与坚贞，那么南明就根本不会灭亡。
如果我们有意识的摒弃自己的偏见或者成见来审视历史，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并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物，同样，也不存在大奸大恶的人物，但是历史看上去总是那么扑朔迷离，因为后人的需要，任意的篡改和虚构，将历史变得面目全非。
对于史可法的评价使我面临困惑，一方面，史可法勤奋好学，性格坚毅，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另一方面，他又的确缺乏政治以及军事上的才能，他或许有些文过饰非，但不可否认他是按照自己确信的道德标准来行事。
如果说明朝末年的史可法和扬州是悲剧，我宁愿把这理解成明朝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既然史可法身在其位，就只能勉为其难，他缺乏力挽狂澜的能力，可是现在的他没有退路，他只能够尽力而为，虽然事情并非尽力就能办好。
史可法在南明前期的苟安并不令人惊讶，南明政府本来就是不思进取，史可法作为明朝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兵部尚书，有所例外倒还不可理解了。
史可法表面上是重兵在握，其实当时的现状是军阀割据，史可法并没有实权，也根本无法调动这些军队。如果说把这一切的错误归咎于史可法，我以为过苛了，至少在南明朝廷，比他更应该受到指责的人还有很多。
关于史可法，后世一直存在两种评价，一种是不顾史实的进行过分渲染，极尽能事给予赞颂，另一种显然是针对赞扬评价而发，对史可法的无能进行批评和阐述，从而否认史可法。
然而无能并不是过错，不能因为能力问题而涉及到个人道德或者历史结论。
按照批评者的说法，史可法应该主动退位让贤才可称得上正确，可是在当时绝不可能的。
或许史可法知道自己在政治、军事才能上的缺乏，就算他主动退出，当时谁又能够取而代之呢？当时的南明政府中像史可法一样忠臣不屈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史可法能够信赖谁呢？他迫不得已而担当重任，绝非为了权势或者利益，我们又何必还苛求他是政治家兼军事家呢？
在明朝，只有八股文专家才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地位，真正的军事家能够这么博学多才吗？
可是明朝运气真的很好，明末抗清三个名将，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
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
然而那又怎么样？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史可法就算是天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能够会有好下场呢？
史可法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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