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狗所夺，自亦难过，然不能表达，惟‘汪汪汪’一阵狂吠而已，此即是无性灵之徵也。”又有同学问曰：“人非尽能为诗者，如多数农民即不能作诗也。”方先生答曰：“此话又错矣。吾友郭沫若，尝带儿子游青岛，儿子初见海，张开两臂呼曰：‘海啊，海啊！’沫若言：‘我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激情的好诗！’你们如何竟说‘农民不能作诗’？同学又反问曰：“这‘海啊海啊’的，与黄狗之‘汪汪汪’，究有何本质之区别？”方先生答曰：“尔等乃为辩论而辩论，抑为学术而辩论。若为学术而辩论，我欢迎；今尔等为辩论而辩论，恕我不再答覆。”下课后，我再诘问同学：“方先生于此问题，已是语穷而遁，诸君尚能满足其解释乎？其所举例，皆是围绕中心之外在兜圈子，而未尝中的也。何为性灵，惟我能探赜引触，神而明之。”于是遂约略阐述性灵之源流，袁简斋之胜义，及今林语堂之所倡，如何反不若袁之深广圆通等等，而人皆无间言，于是益自信可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安心着成一书矣。师曰：方先生亦吾友，曾欲聘其来任编纂，亦不欲离开教席，与余重耀（铁珊）同，遂俱聘任为特约编纂。
编馆刊时，与越园师通函最密者，为陈子长（际清）、蒋伯潜口口、宋慈抱（墨庵）诸先生。陈先生多奇诗或谈诗，蒋先生多道乱离遭际，唯宋先生多为馆刊撰文。其文其函，皆深爱之。一夕越园师云：“拟请宋先生来馆任分纂。”余曰：“以宋先生之学养，任分纂未免屈才，非公待士之礼。要请即当请其任编纂为宜。”次日师即函省政府发聘。其时馆中组织条例，编纂与分纂担任撰稿，初无区别。分纂属馆长聘请，底薪有二百六十元与二百八十元两类，编纂由省政府主席聘任，底薪五百六十元，相差甚巨。盖编纂颇重声望，故较优容。宋先生因余一小职员之一言而得厚禄，师不以余之人微言轻而不屑听，亦一趣事，然而宋先生终身不知也。宋先生来后，赠我其所着之《续史通》、《寥天庐文集》、《寥天庐诗集》等书。《续史通》有永嘉学派绪余之迹，而所为骈文极佳，《文集》中骈文，严谨而见工力。诗则学人之诗，押韵而已。越园师尝询余：“尔得尽读蒋宰棠先生着作，今又得见宋墨庵先生多文，试较二人之短长如何？”余曰：颇难言也。蒋先生乃才士，名士气重，故诗文皆疏放纵横，才情两茂，而常见阔略粗陋处。宋先生乃学人，多拘谨，为文亦慎严雅洁，而才气稍逊。大要论之，古文则蒋先生胜于宋先生，骈文则宋先生甚可观，蒋先生为之实无甚可取。诗则为蒋先生所独擅，宋先生无能与之较量。倘以史裁而论，宋先生若肯尽心，反较蒋先生为宜，盖史之与文，虽有相通处，而实各有道。以文士操修史之弊，古人已屡言之，公亦最能体察，不须赘矣。师颇膛之。旋又问：“尔以我之诗，与蒋先生诗相较，以若为长？”余曰：彼此遭际、性情、入手、格局俱异，是极不易等量齐观者。然蒋先生自幼即学诗，公少年中年，皆尝与晚清着名诗家游。各家之诗，工夫到处，往往突过前修，后世皆不易及，惜公当时未曾致力；公读亡友黄晦闻莱《葭楼诗集》，不亦云”迫怀我悔学吟迟”乎？以是诸家集中，无有与倡和者。即如以陈石遗《诗话》收诗之滥，亦末言及。马叙伦（夷初），书小但言公好人，而赞誉蒋先生处则不少也。袁筒斋尝云：与诗远者，终身为诗，必无所得；与诗近者，虽晚而始学，必有可观。可为公诵之。公友人江庸（诩云）来札不亦云乎，其言与简斋如台符契，而云“兄从前不其为诗，近来始多作，不意精到如此”，亦殊下易也。可见公原有诗人之气质，其诗他日之能与史相参补，亦无待筮龟矣。
宋先生来馆后，余亦以师礼侍之，为诗文多请政于先生。久之遂无所拘忌。余尝与同事林君言宋先生骈文之善。林君曰：“我自幼亦即好骈文，称誉于邻里。余曰：曷不请益于宋先生？林遂以其铅字印成之骈文十余篇向宋先生求教，意原在自炫，非虚心之怀也。不意宋先生不通世故，笔下毫不留情，几将其全文悉行重写，批语密密麻麻，皆言其未是处。林君持回细读，画发赤而默然久之。经此开导，总以为当可脱胎换骨，至少亦能落尽皮毛，而不意后日送来新着，犹是依然故态，仍在门外徘徊也。由此可见，纵有金针度人，不善绣者，得之亦不能用也。
宋先生一生，于进浙江省通志馆前，未尝有过合宜工作，来后又得高薪，故精神极为振奋，尝赋诗云：“我非作赋摩空手。潦倒邱园鬓渐霜。鄙事多能少也贱，新诗漫与老仍狂。（以下两句因纸张破损，追记不及。不能补出）。多谢龙游贤宿谊，散才樗砾许升堂。”此当是先生一生中最佳之什，缘记事情，条理井然，概括得体，但云“新诗漫与老仍枉”，则先生实未尝狂过，迂或有之耳。先生自复员到杭后，作《苏小小墓》诗云：“无限兴亡感，六朝墓尚新。美人同梦幻，名士认乡亲。此地湖山好，何时俎豆陈？西泠松柏在，凭吊一伤神。”吟成适遇越园师，就呈政之。师曰：“诗颇佳，惟‘何时俎豆陈’一句甚有可议。缘苏小小非巾帼英雄，岂配俎豆之享？”宋遂易后四句云：“长对湖山好，浑疑花月神。西冷松柏在，凭吊一沾巾。”颈联改而可取，结语则成病矣。苏小一生风流，死后冢犹艳丽。谒墓者除冯小青之类薄命才女外，感而伤神者固亦有之，凭吊而沾巾者亘古所无也。抒情之什，美自须求，真亦不能离谱太远。推作者之意，绝非触景而生情，不过在凑韵成篇耳。近体诗拘韵之失，亦可于此见之。余按苏小小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聪马。何处结同心，西泠松柏下”。到杭后悒郁不自得，一时根触有怀，遂缘其诗而吟曰：“油壁香车杳，长吟古今；西泠松柏下，何处结同心！”宋先生颇善之。又吊冯小青云：“怅对烟波香不温，残花几办梦犹存。（指其诗集《焚余草》）夕阳无复桃红影，何处来招倩女魂？”当时颇稍自喜，后乃悟亦已落套，步王渔洋之后尘矣。咏怀古迹类诗之难于摆脱既定之模式也，凡为诗者皆当深思熟虑之。
越园师曰：凡为诗文或其他创作，年少而有才情者皆可崭露头角，而为学人，则非穷年累月，勤学苦研不为功。以是少年多才士，而无饱学。余对曰：此非前人所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之说乎？管窥所及，大体自是，然亦不可一概而论也。缘各人秉赋不同，机缘各异，造诣遂分。即以近人而论，短命之学人，无如刘师培，成就岂不伟显？再以胡适之而论，今虽健在，而其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诽议自当别论，此亦在三十左右所成稿者，皆不可谓非早成也。师曰：余与刘胡，皆略有交往。尝与适之同席，我戏之曰：君提倡白话文，尚不彻底。适之愕然，问从何见之？余曰：若论彻底，君当改姓名为“那里去”，不当用胡适、胡适之也。一座为之莞尔。师又曰：尝闻人言，师培、适之着述，皆是其家传遣稿，彼二人真所谓是干父之蛊者。余对曰：果如是言，窃尚有疑焉。项城欲帝制自为，师培着《君政复古论》以鼓吹之。其笔势与他文格局全然一致，岂此时尚有存留之高文典册可资袭用乎？适之着作，舛谬固多，然多变旧法，发凡起例，令人耳目一新，影响当时及后人之龋ǘ，宁能忽诸？恐非仅师承皖学者所能为也。
其时余恐犹不能证成鄙见，乃另推二学人以明之；一为俄之杜勃罗留波夫，卒年二十六。一为魏之王弼（辅嗣），卒年二十四。皆于学有大成者也。又言及数年前购得山东神童江希张之《白话四书译解》，封面为韩复榘题签，旋因寇乱失去。依稀记得其译解《四书》时，年才九岁。而此译解与坊间流行之所谓“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大不相同，盖能穿穴释道二家，自成一家之说。此神童后来不知何往，心常念之。或者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诚如花之有早开早谢，迟开迟落，亦有如袁简斋诗所谓“生憎栖风梧桐树，最晚迎春最早凋”者，然而最多者，当是好花好种，因种种厄障，永无萌发之机缘也。
拉杂乱谈，遂又言“皓首穷经”者，充类而言，乃大器晚而有成，或老而始善之谓欤？第亦未必尽如是也。老而衰颓，精力不济，未许所欲从心，比比皆是，若纪河间、俞曲园，皆以年老而无复着述之雄心，惟以追录旧闻消遣岁月。纪之《阅微草堂笔记》，俞之《右台仙馆笔记》，观两书自序可知。但如蔡上翔（元凤）之《王文荆公年谱考略》，成书时年已八十有八，平生着作，此为仅见。倘无耄耋高龄，兼具非凡毅力，岂得有成哉，师因言：纪之“阅微草堂”匾额，为桂馥（未谷）所书，由吾在北平购得，原存寒柯堂，杭州陷落，未能搬出，不知将流转于何所也！言下不胜欷嘘之叹。
一日，不知谁何，奇钱基博（子泉）先生二文来。越园师读后，问衍文曰：此何人？何文章之高妙趋绝也。余告以此乃当代名家，着作极富。不仅古文独树一帜，不为桐城、阳湖所拘，即评鹭古今，亦独具只眼。惟所着《经学通志》，但罗列人名书名，较为浮泛，此或非其所长。要之，彼乃是文章家而非经学家也。师曰：何我竟未尝闻之耶？衍文对曰：公辈份较高，少小专攻书画，复又从政。虽留心文史，而交流皆耆宿及达官为多。故艺坛人物，几尽知之，于公为后进之学人文士，或未尽悉也。余最爱钱先生《现代中国文学史》，虽书末言《新文学》章以周树人、徐志摩为右倾受讥于新人，然大体而言，皆精纯不磨。且以周树人而论，激进如钱杏，于彼贬辞尤重，则又何必独责于钱先生。师曰：新文学健者，志摩、达夫皆吾友，但学俱有根只。达夫长兄郁华（曼陀），曾同留学日本，同在司法界任事，工诗善画，诗实胜于乃弟，今人都不知之。周树人即鲁迅乎？吾所不取，为人当厚道诚殷，为文尤不宜尖酸刻薄。而观其作，几全是绍兴师爷习气。其时我等最崇敬且挚爱者，莫鲁迅先生若，遂喋喋与辩，而师仍不以为然，谓此乃衰世之文也，焉得张皇鼓吹而尊之！衍文知此实亦章实斋之坠绪，绿公最重实斋，甫到馆时，即以《章氏遗书》命读，须一字不遗，不得随意翻检，疏忽跳过也。因另换一题而言曰：太炎先生极重刘申叔经学，而于《国学演讲录》中，却不以其文为工；林纡（畏庐）痛詈太炎，则缘于报复之意气，真能持平而论者，其唯子泉先生乎。《现代中国文学史》谓“章氏淡雅有度而枵于响，师培雄丽可诵而浮于艳”，权衡褒贬，最为精确至当。师曰：文章总当推梁任公为第一。衍文对曰：任公文唯以才情放纵为能耳，多用排比，莽莽滔滔，直泻而下，下笔几难自休，而于含蓄收敛之余韵微缺焉。学术之文，美矣盛矣，惜驳杂不纯，舛讹常见。师曰：汝知任公何以下笔乎？吾尝居其天津寓近。任公好雀战，能连续数天不眠。外有约稿，即以题交其侄廷灿，廷灿即在书房为其搜集有关参考资料，签发意见，置于案头。任公雀战毕，即到书房略事浏览，一挥而就，然后安眠。此情况屡屡见之，真令人叹绝也。乃又对曰：任公之得失，不于此皆见之乎！师点首而默然。
《寒柯堂诗》，余最喜卷四于役云和寄居北乡河坑杂兴二十四首五律，尝将每首各作七绝一首论述之。又为《庚辰摇十三首》作七律一首论之。越园师于诗后批云：“实获吾心，赐可与言诗矣。”是时即以弟子待我矣。家乡父执辈见之，各为惊异。有为寿为像赞为墓铭者，皆辗转相求，其实诗文皆非我之所长，应酬之作，尤非所愿，但事虽违心，而盛情难却，偶然兴到，亦作骈辞，幸有宋墨庵先生为之点窜，不致贻笑方家，然悉不存稿，随誊随弃。后为寒柯堂诗作校读，十有七八，皆作评点，稍用其心，所作二十五首诗，亦赘附焉。旋以印刷为难，尽行刊落，心殊阙然。当师告知此故后，因曰：然则校读之末所云：“其他诸点，因篇而施，散见卷中，兹不具论”诸语，亦当随之删去也。师曰：任其存之，庶读之者知其尚有多言在也。厥后果多有公之诗友来函请问。原批之稿，不审尚存留于世间否也。
《河坑杂兴》之三云：“大乱居宜僻，危机任远空。风雷皆帝试，礼乐不吾攻。岩峭疑天窄，云深觉岭崇，藐躬能独治，吾道岂终穷。”公尝为我等诵之，曰：此言避空袭也。“风雷”句喻投弹，而归之天帝，讽空防之不备；“礼乐”句叹道德之不修，而责之自身，刺当局之失教。可谓微而显，婉而成章矣。
又之五云：“不负山林约，侵晨便策筇。晓风梳弱柳，残月挂疏松。朝气吾能画，孤怀谁与从。最怜烟一抹，如练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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