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参政者所实行的措施也不能形成唐初女性主义现象的出现。
另一方面，从武则天个人的因素来观察，她的政治野心与各种政治手段，与她个人的少年生活经历和环境有脱离不了的关系。许多学者的研究已肯定了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武则天早年的一些生活经历。
武则天出生在一州之督的富贵之家，她的童年生活自然是丰衣足食，不虞匮乏的；更何况母亲杨氏是隋朝宗室，名门之女，父亲武士彟娶了杨氏为继室后，官运亨通，事业顺利，当然是特别宠爱杨氏。在爱屋及乌的情况下，武则天姐妹三人也当然更受父亲的疼爱。但是好景不常，武士彟在贞观九年（635）病故于荆州都督任上，武家立时失去了往日的政治与社会地位，生活也自然远远不及过去那么的奢华舒适。由于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继室，而武士彟生前对杨氏及武则天三姐妹特别偏宠以至忽略了前妻相里氏所生的二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兄弟，他们内心早已不满，及武士彟一死，便自然发生"诸子事杨不尽礼"（[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〇二《武士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836页）的事情。不只是当家的武元庆和其弟元爽对杨氏母女冷眼相待，就连武士彟的其他子侄，如"兄子惟良、怀运……等"也"遇杨氏失礼"。（《旧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第4727页）武则天母女备受家人亲友的歧视与排斥，生活大受打击。在家道中落，受尽欺负和委屈，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状态下日渐成长的武则天，倍感受到世态的炎凉。在满腔积怨却无从发泄与申诉的逆境里，武则天锻炼得更加刚毅坚强，也慢慢地酝酿着反抗和报复的心理，并深切地体验到地位与权力的重要性，自然而然会渴望有朝一日能以自己的力量脱离困境，争取美好的生活。这种潜伏着的报复心理，使她在长大后一心要爬上权力的最高峰，以至不择手段，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严厉打击反对她的任何人与物，同时采取各种可行的手段和利用各种可用的资源去收买人心，加强自己的威望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势力。还有，武则天为太宗驯马一事，也生动地反映出她那种一般嫔妃所没有的胆识与能力，刚烈、动辄攻击及敌视不顺从的人或物的心理和暴力的倾向，不择手段的思想意识。长期的宫廷生活，更让武则天洞悉了宫廷内外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种种丑恶现象。她不但看清楚了世道的冷酷无情，也深深地体验到要摆脱受制于他人的地位，还得靠自己去搏斗，去学习和施展玩弄权术的本领。日后的武则天便是以这一种思想意识来安身立命和驾驭群臣的。（有关武则天的心理分析与性格之形成，参阅雷家骥《武则天--妩媚偏能惑主》，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3）
换言之，是武则天好胜、倔强的性格和报复的心理，以及比其他女性参政者更为强烈的政治野心，去驱使她推行各种为达到自己的政治企图、但最终却有助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各种措施。如果缺少了这些个人的心理和性格方面的因素，这些措施就不一定会出现了。此外，武则天的政治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她从入宫、干政，一直到称帝以后，皆时刻要面对敌对的政治力量和严峻的政治形势，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莫过于"牝鸡司晨"所带来的阻力。面对这种"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所带来的政治舆论与冲击，她不得不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企图通过提高女性的地位来加强自己掌权的合理性。可见她所采取的行动并不是出自一种自发性的女性意识，而是为了缓解政治压力的手段。我们可以推测，如果武则天在政治生涯上没有遭遇逆境，她也不会去刻意提高妇女的地位和形象。因此，归根究底，还是武则天所处的环境因素促使她有所行动，而不是她具有"女性意识"或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古书史籍中对武则天提高妇女她位的事迹着墨不多。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些政客撰文大力渲染和美化武则天的才干与政绩，他们极力赞颂武则天不仅是一个开明能干的君主，还是古代女权运动的前驱，是敢干向"封建礼教"挑战和斗争的进步女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有许多人出于义愤或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而撰写文章，极端地全面否定武则天，包括她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方面所作的尝试与努力，也一笔抹煞。他们认为武则天虽然长期专政，但并没有在任何方面采取什么措施以提高妇女的地位或权利。有一位学者还说："把她说成一个妇女解放者，那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七世纪的中国，不可能产生解放妇女的思想。事实上也是如此。武则天并没有向妇女开放政权，也没有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甚至她自已的思想也没有解放。最好的证明就是她始终不敢让她的情夫取得合法的地位。"（翦伯赞《评越剧〈则天皇帝〉》。見《历史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453页）
以上两种各持一端的言论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从本文的论析中，我们辨识到唐初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而武则天所推行的许多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是带有提高其个人形象与地位的政治动机的。也即是说，她所争取的是个人的女权，而不是当时天下妇女的女权，所以她并不是象某些政治文章的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争取女权的前驱，也不是一个"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将妇女从不平等、不合理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大功臣；用现代的语境来说，它是在不具"女性意识"下作出各种政治行为，这些政治行为只是她的手段(means)，它们后来虽然产生了提高妇女地位的积极作用，但这却不是武则天的目标(ends)。所以，本文的结论是：武则天不能被视为一位"女性主义"的代表。当然，我们若因此便全面否定武则天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又不免失之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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