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理的人。
作为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曾在潜水艇中做过电力工程师。他习惯于科学逻辑和船上生活的那种强制生异乎寻常的整齐，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但追踪有组织犯罪成员可不是一个有逻辑性的事业，其方法也很少有整齐的；完美这个概念在这条战线上不太适用，所以莫有时会很烦恼。当他烦恼时，他就咬烟斗嘴，脸上抽搐。这种抽搐，持续时间只一瞬，使布鲁斯·莫的一只眼睛垂下来，生动地表现出一个倍受折磨的敏感人的形象。
“狗娘养的，”他重复说：“几十个银行帐户，有这里的，还有国外的。关起门来和那引些官员合作，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模样。还有那些相关的部门。他的权势线路在工会里穿来绕去像高峯时间的出租车一样。和7大街有联系，和肉类批发商有联系，这种消遣真无聊。你要是想从这里找出条路来，你就得当个他媽的工商管理硕士。”
“对于一个没念完8年级的人来说干得不错埃”安德里斯·库林斯侦探说。
“是不错，”莫沮丧地说：“对于一个有窍门高薪聘用一批卑劣的随从为他工作的人来说。”布鲁斯·莫和许多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认为，黑手党暴徒的律师和顾问们和这些歹徒一样应当受到严惩--也许应受更严厉的惩罚，毕竟，罪犯们走上犯罪之路经常是因为真的或自认为没有别的出路了。但是那些刑事律师和会计师一开始便拥有特权。他们有选择的余地。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勾当呢？
莫指了指卡斯特兰诺的档案，它像本电话簿那么厚，大约也像电话簿一样有启发作用。“我们不得不和所有这些废话打交道。”
“我们一直在努力，”乔·奥布赖恩侦探说：“但是事情似乎只能走这么远了。一般到了队长这一层，就再也得不到什么了。”
奥布赖恩透过六楼肮脏的玻璃窗看着我面，目光越过昆斯布尔瓦大街。此时是星期五晚上7点钟，大多数工作的市民们开始度周末了，漫射的霓虹灯的激光混在煤烟暮色为，改变了外面空气的颜色。
使人心情烦躁。
“我们得吓吓他。”布鲁斯·莫说。
“很难，”安迪·库林斯说，“他不是那种容易惊慌失措的人。他甚至不喜欢离开家。”
“但是有人和他保持联系。”莫坚持说。
“任何时候。”奥布赖恩同意说，他已经熟悉了卡斯特兰诺家那马蹄铁形的车道和各种型号的高级车辆。
“嗯，”安迪·库林斯无精打采地踢了莫的办公桌一脚，单调的声音回蕩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我的建议是，让我们与那些能和他说话的人交谈。能找到多少就谈多少。让我们直接走到他们跟前，非常友好地对他们说话。”
“说什么？”莫问，“他们不会和侦探们说话。”
“对于这一点我们有几分把握？库林斯全务请求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准许和侦探交谈，的确如此。可是你看，他们会对我们试图和他们交谈感到惊讶。他们会觉得好奇，想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此外，”奥布赖恩接过话说，“那又有什么坏处呢？”和安迪·库林斯一样，他是局里国外反间谍部的老兵。他顺着联合国总部周围华丽的大道来回追踪间谍。在那条工作线上，实际上和嫌疑犯交谈都被认为是莫大的奢侈。要这么做得需要国务院批准，因为对一位令人棘手的外交官--或者说如果这个体面的杂种的确是个间谍--不愉快的态度会引发国际争端。与黑手党徒打交道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们不会有位大使来对你大呼小叫的，“我看这么做不会有什么损失。”
基咬着烟斗，嘴chún发出轻轻的“扑扑”声。只是和这些人谈话--这不太符合他对于条理和战略严密性的想法。可是，他又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动摇甘比诺家族这棵大树，“但是我们对他们说什么呢？”
“什么都可以说！”安迪·库林斯说：“说‘生日快乐’，说‘你最近在赛马场运气怎么样？’说什么并不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和人交谈，让他们考虑谁在和谁说什么，让他们都回到卡斯特兰诺那儿，尽职尽责地报告说有人和他们谈话了。”
“那正是我们所要的”，乔·奥布赖恩说，“我们要让保罗--一天里六次、八次、十次--耸耸肩膀说：‘别担心，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只是些傻警察，四得探头探脑’。我们要让他们把这些话重复很多遍，对所有的人说，这样过一阵子他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我知道这些黑手堂暴徒的心理--他们太习惯于说谎了，他们听见自己说什么话次数越多，他们越要怀疑这些话是否可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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