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菲利普也想起特坎伯雷的皇家公学。每当他回想起过去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他们在干什么时，就不禁暗暗发笑。他不时梦见他还待在皇家公学，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角楼的小房间里时，感到特别满意。从床上他就可以看见蓝天中飘浮着团团积云。他陶醉在自由之中。他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高兴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没有人来对他发号施令。他忽然想到，再也不需要撒谎了。根据安排，由厄宁教授教菲利普的拉丁文和德文；有一位法国人每天来给他上法语课；教授夫人推荐了一位正在大学攻读语言学位的英国人教他的数学。这个人名叫沃顿。菲利普每天早晨去他那儿。他住在一幢破烂不堪的房子的顶楼上，房间又脏又乱，充满各种臭味。菲利普10点到达时，他一般还躺在床上。这时，他赶快跳下床，穿上一件很脏的晨衣，和一双毛布拖鞋。然后，一面吃着简单的早餐，一面给他讲授。他是矮个子，因啤酒喝得过多而发胖。一撮又浓又粗的大胡子，一头乱蓬蓬的长发。他在德国已5年了，已经十足的日耳曼化了。他鄙视地谈起剑桥大学，在那里他得过学位，在海德堡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必须返回英国从事教育，对这种生活前景，他心里充满恐惧。他羡慕德国的大学生活，自由自在，且有令人愉快的交往。他是大学生联合会的成员，答应带菲利普上小酒店。他很穷，毫不隐讳地说给菲利普上课意味着午餐有肉，否则就只有面包和奶酪。他有时晚上酗酒过度，第二天头疼得连咖啡也喝不下，便昏昏沉沉地给菲利普上课。为了对付这种场合，他在床上准备了几瓶啤酒。一瓶啤酒一袋烟就能帮助他承受生活的艰辛。
“以毒攻毒。”他常常边倒啤酒边说。他倒得很小心，以免泡沫冒得太多，需等很久才能喝。
然后，他就对菲利普讲起了海德堡大学的情况。各校友会之间的争吵啦，决斗啦，这位教授和那位教授的功绩啦，等等。菲利普向他学到的生活知识比数学还多。有时，沃顿向椅背一靠，笑着说：
“瞧，今天我们什么事也没干，这一课你不必付钱了。”
“那没关系。”菲利普说。
他讲的这些事新鲜、有趣。菲利普觉得这比三角学更重要。三角学他怎么也弄不懂。这好比一扇生活的窗户，他有机会凭窗窥视，而且以激动不已的心情窥视着。“不！把你的臭钱收起来。”沃顿说。“那你午餐吃什么？”菲利普笑着说，对老师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沃顿曾要求菲利普按周而不是按月付给他每次授课费两先令，这样，算钱比较简便。“哦，别管我的午餐了，我喝了一瓶啤酒当饭己不是第一次了。这样，我的脑子比任何时候更清醒。”说罢，他将头伸入床下（床单脏得变成灰色，实在该洗了）又摸出一瓶啤酒。菲利普还年轻，还不懂得生活的乐趣，拒绝同他对饮。于是，他便自斟自饮起来。“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沃顿问。他和菲利普干脆把数学扔在一边，无忧无虑地畅谈。“唉，我不知道。也许一年，然后家里人要我上牛津。”沃顿轻蔑地耸耸肩膀。菲利普这才知道，竟有人不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来看待这所堂堂的高等学府，这对他倒是件新鲜事。
“你到那里干什么？无非是镀镀金徒有虚名罢了。为什么不在这儿上学呢？一年没有用，要在这儿待它5年。你知道，生活中有两件乐趣：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在法国，你可以有行动自由：可以随心所慾地行事而无人干涉。可是人家怎么想，你也得怎么想。在德国，人家怎么做，你也得怎么做。可是你可以乐意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两件都很可贵。我个人还是喜欢思想自由。可是在英国你两者都得不到。陈规陋习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既不能无拘无束的思想，也不能随心所慾地行动，因为它是个民主国家。我想美国更糟。”他小心翼翼地将身子往后靠，因为他坐的椅子有条腿摇摇晃晃。要是他高谈阔论，突然摔倒在地，那岂不难堪！“我今年得回英国去。但是，假如我能积攒点钱，足以糊口的话，我就再待一年。可是到时候我非走不可。我必须告别这一切，”他挥动手臂，指着肮脏的顶楼，那张未收拾的床，堆在地板上的衣服，靠墙根的那一排空啤酒瓶子和几堆散落在各个角落里未装订的破书。“到某个地方大学设法谋个语言学教授的职位。我还要打网球、参加茶会。”他突然停下来，滑稽地望了衣冠楚楚、衣领干净、头发梳得溜光的菲利普一眼。“天啊，我得洗脸了。”菲利普脸红了，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穿戴整齐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侮辱。近来他开始注意打扮了，离开英国时，他带来了几条经过精心挑选的漂亮领带。夏天像征服者似地突然来到了这个国家。每天的天气都很晴朗。天空呈湛蓝色，蓝得像踢马刺一样地刺痛人的神经。安莱吉大街上的树木青葱翠绿，一派生机；一排排的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反射出眩眼的白光。有时，菲利普从沃顿那儿出来，半路上就在安莱吉街上的树荫下的长板凳上纳凉。欣赏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的斑驳树影。他的心情也如同阳光那么欢快。他沉迷于这些忙里偷闲的时刻。有时，他到这座古老城市的街上漫游。他怀着敬畏的眼光看着大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他们的脸上划开深长的伤口。红红的戴着五颜六色的帽子，昂首阔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