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敲门声过后，一群小孩蜂拥而入。他们现在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脸上被肥皂洗擦得发亮，头发也梳平了。他们由萨利领着正要去主日学校。阿特尔尼演戏似的、风趣地和他们开玩笑。可以看得出他对他们个个都疼爱。他为他们的健康和美貌而感到的自豪是动人的。菲利普觉得孩子们在他面前有点害羞。当他们的父親把他们打发走时，他们显然如释重负，一溜烟从屋里跑走了。过了几分钟，阿特尔尼太太来了。她取下了头上的发夹，额前梳了个精巧的刘海，她穿着朴素的黑衣裳，帽子上饰有几朵廉价花朵。她正将那双干活太多而变得又红又粗的手使劲地[chā]进一双黑色羔羊皮手套里。
“我要去做礼拜，阿特尔尼，”她说，“你再不需要什么了吧？”
“只需要你的祷告，贝蒂。”
“祷告对你没有什么用处，你已经太老了，再祷告也无用。”她笑着说，然后又对菲利普慢吞吞地说，“我无法叫他去做礼拜，他并不比无神论者好多少。”
“她像不像鲁宾斯的第二个妻子？”阿特尔尼嚷道，“她穿起17世纪的服装看起来不是妙极了吗？老弟，你瞧瞧她，娶老婆就要娶像她这样的。”
“我晓得你会说个不停的，阿特尔尼。”她平静地说：
她扣好了手套钮扣，临走之前和蔼地，但有点尴尬地微笑着对菲利普说：
“你留下来用茶好吗？阿特尔尼喜欢有人跟他说说话，也难得找到一个聪明的人聊天。”
“当然他要留下来用茶啦，”阿特尔尼说。妻子走后，他又说：“我坚持让孩子们上主日学校，我喜欢贝蒂上教堂做礼拜。我想女人应该信教。我自己是不信的，但我喜欢女人和孩子们相信。”
在真理方面极为严谨的菲利普对他这种轻浮的态度感到有点震惊。
“但是，当孩子们接受一些你认为不真实的东两时，你怎能袖手旁观呢？”
“假如那些东西是美的，它们是不是真实我倒不在意。要求事物不但必须迎合你的美感而且必须迎合你的理性，这要求太高了。我要贝蒂成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我很希望看到她戴着纸花花冠、皈依罗马天主教，无奈她是个新教徒。况且，宗教是个气质问题：假如你脑子里有宗教的癖性你就什么事都相信。假如你没有这种癖性，那么不管向你灌输什么信仰你也会抛弃的。也许宗教是最好的道德学校。它好比你们绅士使用能够溶解其他葯物的溶剂一样，它自身并没有功效，可是却能使别的葯物得到吸收。你选择了你的道德观念，因为它与宗教是结合在一块的；你丧失了宗教，而道德观念依然存在。假如一个人通过热爱上帝而不是通过熟读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而得到善良的美德，那他就更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这与菲利普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他仍然认为基督教是无论如何必须抛弃的一个令人堕落的枷锁。他的脑海里无意中把特坎伯雷大教堂里的枯燥的礼拜仪式以及在布莱克斯特伯尔寒冷的教堂里那冗长乏味的布道活动联系在一起。当道德丢弃了唯一使之符合理性的信仰时，阿特尔尼所说的道德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智力不健全的人保存下来的宗教的一部分。他正在思索如何答复，对听自己说话比讨论问题更感兴趣的阿特尔尼突然又长篇大论地谈起罗马天主教来了。对他来说，天主教是西班牙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西班牙对他则意味深长。因为在他婚后的生活中，他发现传统习俗实在令人厌倦，为了摆脱这些习俗的束缚他才逃到西班牙去。阿特尔尼以粗犷有力的手势和加重的语气，娓娓动听地对菲利普描述西班牙大教堂，那幽暗室旷的圣堂，祭坛背后屏风的大块黄金，镀金而失去光泽的豪华铁制饰物，那香烟缭绕的空气和静温的气氛。菲利普仿佛看到了身穿白色细麻布短法衣的教士们和穿红色法衣的侍僧从圣器贮藏室走到唱诗班；他仿佛听到单调的晚祷圣歌。阿特尔尼提到的那些地名：阿维拉、塔雷戈纳、萨雷戈萨、塞戈维亚、科尔多瓦，就好像他心中的一只只喇叭。他仿佛看到坐落在黄褐色的、荒芜的、萧瑟的景色中的古老的西班牙城镇里那一堆堆庞大的灰色花岗岩建筑群。
“我老是认为应该到塞维利亚。”阿特尔尼滑稽地抬起一只手，稍停片刻时，菲利普漫不经心地说道。
“塞维利亚！”阿特尔尼喊道，“不，不，千万别上那儿。塞维利亚：它令人想起姑娘们和着响板的节拍翩翩起舞、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的花园里唱歌、想起斗牛、香橙花、薄头纱，还有披巾。它是喜歌剧院和蒙马特区的西班牙。它那肤浅的魅力只能供智力浅薄的人永久的娱乐。西奥菲尔·高蒂尔①写尽了塞维利亚所能提供的一切。我们这些晚辈也只能重复他的感受而已。高蒂尔将肥胖的大手触及显而易见的事物，然而，那儿除了显而易见的事物外就什么也没有；那儿的一切都被打上指痕，被磨损了。穆里洛就是塞维利亚画家。”
①西奥非尔·高蒂尔（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
阿特尔尼从椅子站起来，走到西班牙柜子前，将带有镀金的大铰链和华丽的锁子的面板打开，露出了一排排的小抽屉。他拿出了一叠照片。
“你知道埃尔·格雷科吗？”他问道。
“噢，我记得巴黎有一个人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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