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然絫黍之法，汉制特以较度、量、衡，所谓黄锺之长，黄锺之龠，黄锺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未尝专言絫黍以为律也。至於古之度与量，则周鬴、汉斛，与魏、晋以来尺十有五种，相去且千年，其流传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详也。倘其果为古器，则不知造此器，之时其与虞朝之时，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无纤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详也。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载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而自以为得之，盖亦疏矣。盖律疏矣。盖律、度、量、衡，虽曰相为表里，然至易晓者度、量、衡也，至难知者律也；随时而变易屡易，而无害於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则害於乐者，律也。今失其难者，而反取则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则於其屡易者，何哉？窃以为必欲制，必如杜夔、荀勖、阮咸、张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语此。如其不然，或专求之於絫，黍或专求之於周鬴、汉、斛、魏尺之属，毋异刻舟而寻剑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说，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以为照以纵黍絫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则太长；瑗以横黍絫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釐六毫则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实千二百黍，於管以为黄锺之长就三分，以为空径则无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说为是。累千百言，大要不过如此。愚请得而诘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十二律：管径三分，围九分，黄锺之管长九寸，自大吕以下以次降杀是也。然则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可考矣。是以《隋书》因汉制之说，以一黍为一分，则是十黍为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径围可定；管之径围既定，然後律之长短可定。瑗与照虽有纵横之异，然以黍定分，以黍之分定管之径围则一也。今庶既尽辟纵横之说，而欲以是千二百黍乱实之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径。则不知庶之所谓空径三分之管，既非纵黍之分，复非横黍之分，则以何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制律者。如庶之所谓分，既非纵黍，复非横黍，则必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倘别有一物为度以起分，则只须以其三分为径，以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而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烦实黍於管，又何烦於《汉书》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数乎？此愚所以未敢以为通论也。律以竹为管，然竹有大小，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矣。故必先以黍为分度之三分为径，然後实以千二百黍，则九十分其长为黄锺之管矣。愚虽不能晓锺律，窃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徽宗崇宁三年正月，方士魏汉津言："禹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徵，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锺之律定矣。黄锺定，馀律从而生焉。又中指之径围乃容盛也，则度、量、权、衡皆自是出而合矣。"又曰："有太声，有少声。太者，清声，阳也，天道也；少者，浊声，阴也，地道也；中声，人道也。宜用第三指为法。先铸九鼎，诸锺均弦裁管为一代乐。"从之。刘炳主乐事，建白："太、少不合儒书，请罢太、少议，以《太史公书》黄锺八寸七分琯为中声奏之。"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不用径围为容盛之法，遂为正声之律十二，中声之律十二，清声之律四，凡二十有八。玉尺二，金尺一，长於王朴尺二寸一分，和岘尺一寸八分，弱阮逸等尺一寸七分，短於邓保信尺三分，弱太府布帛尺四分；量大於汉、魏，而小於隋；权衡之制，黄锺所容为十二铢，得太府四钱二分；又曰："十二律统一岁，一律统一月。一月之律：六宫、六商、六角、六徵、六羽、太、少各居其三。总十二律，宫、商、角、徵、羽各七十有二，凡三百有六十。古者天地四方咸有灾变，则参酌岁气运谱以调之，故木运临卯，火运临午，土运临四季，金运临酉，水运临子，此谓岁会气之平也。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未至而至为太过，至而不至为不及、故圣人持五运之政犹权衡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损之，不足补之。以调鼎则有法，以调乐则有术。事微则祭本方之鼎，而运本均之谱；事逆则祭克制之鼎，而运克制之谱。"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尧为大晟府典乐。宗尧复申汉津太、少之议，时京子攸提举大晟府。又奏田为为典乐，宗尧愤之，令乐工断黄锺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绐为曰："此太、少律也。"为信之，以白攸。攸因执以为是，遂不用刘炳中声八寸七分琯，而正用九寸琯。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曰太声，一律长四寸有半曰少声，乃有三黄锺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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