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语言。《李自成》第一卷中所用的那些黑话，都见于《长夜》。黑话之外的特殊语言，例如《李自成》第一卷中写高夫人率领小股骑兵佯攻灵宝，有一义兵用顺口溜形式“自报家门”那段话，也可以在《长夜》中看见原形。当然，《李自成》在语言的运用上，色彩丰富得多，除以朴素的大众口语为基础外，还有士大夫的语言、江湖语言、诗、词、古文、骈文等等。
其次是《长夜》中所写的生活同我写《李自成》有一定关系。我写《李自成》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资料，这是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都清楚的。但是，许多读者不清楚我有《长夜》的生活经历，对《李自成》中所写的一部分生活不是靠书本，而是靠我自己有感性知识。当然，我的感性知识不限于《长夜》中所写到的，许多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河南家乡所耳闻目睹的生活片断都成了有用的素材。由于《长夜》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从少年到青年时代所知道的许多关于土匪生活的知识都没有写进去。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然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雞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在我写《李自成》时，取自《长夜》中的生活经历不少，另外又用《长夜》以外的生活作补充。
你读完《李自成》之后，倘若你再读读《长夜》，就会看出来《李自成》中有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可以在《长夜》中找到影子或原形。当然在《李自成》中是经过重新加工，重新给予艺术生命，而不是重复，照抄。你们将两书可以对读，自会清楚，请恕我节约笔墨，不必自己指出来具体例证。
现在我顺便谈谈《李自成》第一、二卷中所写的杆子问题。
李水沫杆子的活动地方是在唐河和泌阳两县境内，这两县和我的家乡邓县都是属于南阳府。南阳府和商州地方虽不同省，却是相邻，所以风俗、习惯、口语等方而相同者多。有一位陕西读者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后给我来信说，他解放后在商州地区工作几年，没听说商州有杆子。很遗憾，我实在太忙，没有给他回信。他是解放后到了商州地方，当然没有听说杆子。所谓“贼”，结成几十人或上百人大股者叫做杆子；数人或十数人结伙，夜聚明散，不算杆子，在《长夜》中叫做“霸爷”，在我的家乡叫做贼毛子或二道毛子。南阳地区和商州地区在清末有“刀客”，到民国年间快枪日渐普遍，“刀客”一词被淘汰。杆子衰于红枪会兴起之后。红枪会后来又被民团所代替。民团兴起于三十年代之初，后来每县自设司令或总指挥，又发展为割据数县，由一总指挥或总司令统一指挥，成了更大的土皇帝。他们用严刑重法，动辄杀戮，对人民进行血腥统治，同时强化保甲组织，使土匪失去了活动余地，盗窃无处藏身。在这种统治下，农民虽受着残酷剥削，却有种田的机会，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杆子衰落，渐渐绝迹了。抗日战争期间，这一带民团的统治继续加强，而且不断征兵，不仅正规军要壮丁，民团也要壮丁，农民小户家的壮丁几乎被抽光了。到了解放初，年轻人很少人知道杆子，更没有人去谈论了。可是我从乾隆年间纂修的《商州志》中，见到了明末和清初都有不少关于“杆贼”的记载，并说明“土贼号曰杆贼”。“土贼”是对“流贼”说的，活动范围不出本地方的叫做“土贼”，杆子正是如此。
最后我想提一下作家气质和作品的关系问题。你们从《长夜》的主人公身上大概可以看出来我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的性格特点，这难道和我能理解和塑造《李自成》中某些人物（包括孩儿兵在内）没有重要关系么？这问题，我不用细谈，留待你们思考吧。
親爱的读者，关于《长夜》与《李自成》的关系问题，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这封信也该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和熟悉的故乡语言，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帮助很大，我在前边已经说过，现在不妨再重复指出：《长夜》是带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作品；《李自成》虽然是历史小说，绝大多数主要人物都是陕西人，但是也含着独具的河南乡土色彩。如今已入暮年，我深深遗憾的是：我那些要纵深地反映河南人民生活的愿望都未实现，仅仅留下来这一部四十年代的作品《长夜》！对《长夜》原有改写计划，也力不从心，付之东流。每次想到这事，总不免有许多感慨。
六
《长夜》开始动笔于抗战末期，第一版出版于1947年。虽然时间还在考验《长夜》，但是我自己和广大读者大体上已经得出近于一致的评论了。
先说在国内，近几年曾在报刊上读到有的文章说它是五四以后的长篇小说杰作之一，但没有详细分析。这篇文章是不是严家炎教授写的，日久我记不清了。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的“姚雪垠辞条”是他主稿，关于《长夜》的一段话我很赞成。他说：
《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写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严家炎教授是目前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成就很高的专家。他给我的印象是治学态度谨严，掌握的资料丰富，论断精辟。上边引述他对《长夜》的一段评语，我很佩服。我只是感到美中不足的有两点：一是他没有指出来《长夜》与我中年后写作《李自成》有一定的联系，二是《长夜》在语言上很能表现出我的独特成就。
最后，我简单地谈一谈《长夜》在法国的影响和我自己对它的评价，也许可以供读者参考。
1981年1月，《长夜》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立刻在法国的读书界引起了很大兴趣。这年10月，我应邀访问法国。到巴黎以后，密特朗总统给我一封親笔签名的信，对我的访法表示欢迎之意。在巴黎第三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对我作一次录像采访，使我与全法国读者见面。随后我从巴黎去马赛访问，马赛市政府授予我马赛纪念勋章。据当时法国国务委员兼马赛市市长（前几年病故）德菲尔先生说，这种勋章只授予两种人：一是初到马赛访问的外国元首，二是到马赛访问的对国际有贡献的文比名人。法国许多报刊对《长夜》发表了评介文章，法国朋友收集了一部分。但我对这一类评介文章并不重视。根据我的经验，文学艺术与科技不同，应该以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为准，决不迷信外国。法国读者之所以喜欢《长夜》，是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在法国人眼中十分新鲜，富于传奇色彩。有一天法共中央委员兼《人道报》副刊主编卢·阿兰去旅馆访问我，谈《长夜》这本书。我回想着他既是法共中央委员，当然在理论修养上与一般读者不同，于是我就谈到中国如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农村破产后，农民如何大批变为匪以及我在少年时如何在土匪生活一百天。他听了很感兴趣，问道：
“你为什么不早点写出来？”
我回答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尤其是从‘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从事抗日活动，所以直到抗战结束时我才动笔写《长夜》。”
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在巴黎逗留期间，法兰西学院一批汉学家请我演讲，给我出的讲题是《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道路》。《李自成》只有日译本第一卷，没有欧洲文字译本。这些法国汉学家是通过中外新闻媒体知道我写了一部在中国颇为轰动的历史小说，所以给我出了那个讲题。
演讲的地方是一个小房间，听讲的不到20位老学者，使我惊奇的是，他们不用翻译，听我带着河南口音的中国普通话毫不困难，始终面带微笑。演讲有40分钟，在演讲结束时，一位汉学家问道：
“《长夜》是不是您的代表作？”
我说：“我听说近几年在法国写历史小说和传记文学很时兴，但为争取销路，历史小说加一些恋爱故事，也有的加入色情细节。《李自成》已经出版了前三卷，共约230万汉字，完全靠它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生活极为丰富的内容，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艺术上表现了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赢得广大读者，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所以，《长夜》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成就，是我40岁以前的代表作，而《李自成》是我中年以后的代表作。《李自成》好比一座高山，《长夜》好比高山旁边一座颇值得游览的小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如泰山之与梁父。’”听讲的汉学家们都对我的话微笑点头。
我抗日战争末期在东北大学（迁在四川三台）教书，日本投降后到了上海，写完《长夜》，又写了一本传记文学《记庐镕轩》。上海解放后到私立大夏大学任教授，兼副教务长，又兼代理文学院长。1951年秋季，上海几个私立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我坚决离教书岗位，要求回到河南家乡，完成“农村三部曲”的创作梦想。后来不但不敢提起这一创作计划，连我出版过一本《长夜》的事也不敢告人。所以在河南和武汉，一直没有人知道我写过一本《长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宣布了以后不再搞运动了，极左思想受到了批判，被称为知识分子第二次得到解放。《长夜》不知怎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看到了解放前在上海出版的《长夜》，同我商量，由人文从新出版，随于1981年1月出版解放后的第一版，印了11万册，这才引起了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注意，也才有可能由李治华先生译为法文，于1984年1月在巴黎出版。现在人文出版社又拟将《长夜》编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特写此序，略谈一些有关此书的情况，以供读者参考。1995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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