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李凡艹的河阳部队回军援救洛阳，李怀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请把神策军和将家子弟受命东征的追回来，凡是京都的房屋税、专利专卖项目、酒税、官府抽取的每贯一百文的汇兑费、向商人借贷、点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执行，这就是正本、治乱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采纳，后来泾州的部队很快叛变，陆贽的话都应验了。
陆贽随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县，机要事务的汇总、远近的调度征发、臣子的奏章、皇帝对下的命令，每天写数百道诏书，陆贽动笔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写成，全都叙事详尽、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虑，人人都能懂。别的官员写不赢，其他的学士搁着笔不会写，陆贽却游刃有余。
当初，德宗皇帝遭逢仓促的变乱，经常自责，陆贽说：“陛下承担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是尧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贼作乱的是臣子们的罪责。”陆贽的言外之意是指责卢杞等人。德宗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错误推到我的身上，才说这样的话，但是自古以来，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吧？现在的恶运，恐怕是人力改变不了的。”陆贽退朝后又上书说：自从安史之乱，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让供养方镇，而各方镇自己割据土地，不曾来朝见陛下。陛下统领天下，才任命将帅调度军队，征讨四方。一人当兵打仗，需十家出钱供给，家里的人被转运给养拖累得疲敝不堪，当兵的人被战争害得痛苦难言，出征的和家里的人都骚动不安，乡里不得安宁。征集士兵，日益众多，军需给养，日益增多，平常的赋税不够用，于是议定限期催逼、增加赋税；增加的赋税用尽后，又另加临时摊派，另加的摊派款又不够用，因此设立专利征税科目，实行按率向商人借贷。防范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发不能承担使命，在胥吏沿门呼喝催逼下农桑荒废，百姓血汗被刑具榨干，亿万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县不安宁了。边疆的守卫部队保卫国土，宫城的警卫部队巡逻警戒，应付非常事变，这是保卫国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们全部在东部征讨叛贼，边防守备空虚，又搜求私人牧场的马匹，责令将领家出士兵出战马。私人牧场都是国家元勋和皇亲显贵的，将领家庭，都是军事统帅和边疆大吏的后代。他们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现在夺取他们养的马匹，令他们的子弟服兵役，为供给钱粮衣甲去借债，为备办战马卖光家产。大臣显贵，谁还不与朝廷离心解体？现在还要征收王侯家的房屋税、征收小商贩的缗钱，显贵不被优待，亲近的没有特别待遇，大家情绪躁动，因而关中和京城周围不得安宁了。
陛下又说各种制度废弛，就以坚持道义作为遍施恩惠，滥用法律来促成安定，决断失之于太快，辨察则受损于太严。决断太快对人很少宽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则对事物多猜疑，猜测估计的又未必正确。少宽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祸，所以反复无常的裂痕就产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过且过的毛病就产生。因此叛乱相继爆发，愤恨和诽谤一齐发作，危及国家的灾祸，只皇帝一个人不知道。凶悍的士兵大张声势地集团行动，在白天侵犯宫城，前后宫门没有坚固的防卫，皇宫也没有巡逻盘查的士兵。陛下虽说有辅佐的大臣，亲信的侍卫，但遇见危难不能为皇帝尽忠，碰到祸患不能为皇上死节，这是臣子的罪过。
陛下刚才把国家兴衰推给天命，也错了。《书经》说：“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听到的，就是我的百姓听到的。”那上天的视听，都依顺着百姓，不是人世事务之外还有天命存在。
商纣王推托说“：我的生死不是上天决定的吗？”这是把人力能决定的事，推给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国家。《易经》上说“：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据这话阐释说“：佑就是辅助，上天辅助顺应民心的人，百姓辅助讲信用的人，想着顺应民心而讲信用，所以上天辅助他。”《易经》论述天命和人事之间的关系时，一定先讲实行德政，凶吉是实行的结果。这意思是说天命决定于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间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给祸乱的，还没有这样的事；人自己制造祸乱，上天降给幸福的事，也从未有过。恐怕您还有可怀疑的地方，请让我用最近的事例证明。
自从近年战乱发生，人力财力全消耗尽，人心惊疑像风中波涛一样汹涌不宁，聚集在一起分析议论，说一定有变乱发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术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灾的原因，哪是命运应该这样呢？国家太平有的发生了动乱，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无祸而亡国，或者多难却兴邦。国家太平有的发生动乱，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实行德政；天下动乱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动乱而励精图治。没有灾祸而失去天下，是因为忽视国家的日常政务的重要，忘掉应警惕戒惧；多难兴邦，是因为经历了众多世事的艰难，知道警戒自己。现在国家发生动乱失去控制的现实是不可挽回了，那谋求太平复兴国家的事业，在于严格要求并激励自身，谨慎地治理国家。面对导致危难的关键，求得道义的支持，就能复兴，失去道义的支持就会衰败，那中间不容再有反复，惟有深思熟虑。不固执己见而听取大家的见解，违背私人欲望来遵守道义，远离奸恶的小人，亲近忠诚正直的臣子，用至诚待人，去掉猜疑欺诈，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实行，不劳神、不费力，只是在心里约束自己罢了，如果能这样哪里还忧虑什么乱臣贼子？还怕什么险恶的命运？
还担心什么国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陆贽询问切合现实的谋略，陆贽劝皇帝说：“群臣朝见的时候，让他们尽量讲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关军务的对策，可以打破常规接见，听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说“：我对臣子哪里是不用诚心相待呢？然而送给我的奏章，只是批评别人的错误，好像不是忠诚正直的人。以前说君臣一体，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恶的人借以炫耀威福。现在产生的祸乱，就是真诚相待的弊端。进谏的人又不保密，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声。我继承皇位以来，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见，大多是相同的不实传言，加以质询就无话可说，所以近来不召臣子询问政事，怎么能说是厌倦了呢？”陆贽因此竭力劝谏说：从前有因噎废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们防备灾祸的做法，不是太错了吗？希望陛下以这为鉴戒，不要因小的担忧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听说百姓帮助国家，原因在于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于真诚待人，一不真诚，心就难以知晓；一不守信用，诺言就不能实行。所以圣人注重待人真诚和守信用。经书的注释说“：待人真诚和守信用贯穿‘物’的始终，否则没有‘物’。”
这“物”就是功业建树，说的是不讲真诚和信用就无所建树。一般老百姓不讲真诚和信用还不能成大事，何况皇帝要依靠讲究真诚和守信用来巩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对人不讲究真诚和守信用吗？
陛下说对人真诚和守信用能招祸，我私自认为不对。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的人不谈，是丧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谈话的人而同他谈，是说错了话。聪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说错话。”陛下可以审察他的言论，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谨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诚待人。所谓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圣。敦厚之辈，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浅陋，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对或错他们没有不明白的，喜好厌恶没有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不传开的，做的事没有不仿效的。用谋略驾驭，他们就会欺诈；表露出疑心，他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按照礼节接待，那他们就不屑于为仁义而死；不用真情抚慰，那他们就轻视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着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报答他。
这就像影随形体、回声应响一样。所以说“：只要国家用至诚相待，就能为他献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责备别人，不在前对人真诚，却希望后随者一片至诚，就一定会欺诈和不讲信用。现在方镇不忠于国家，陛下发动军队征讨他；臣子欺骗皇上，陛下下令杀死他。有关官吏听从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拥有的权力来责求他们不应有的行为。所以真诚、信用一刻也不能丢掉。希望陛下千万信守，努力实行，担心不是陛下后悔的理由。
《传》中说“：人谁没有错呢？错了能够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仲虺歌颂成汤的品德说“：改正错误不吝啬。”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绩说：“天子有错误，仲山甫帮他改正。”成汤是圣明的国君，仲虺是圣明的辅臣，圣明的臣子辅佐圣明的国君，不说他没有错误，而说他改正错误；周宣王是中兴周朝的贤王，吉甫是文武双全的贤臣，吉甫歌颂他的君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赞美他补救错失。那圣贤的心愿，把改正错误看成是可贵的，已很明显。错误缺点，最聪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难免，只有聪明的人能改过从善、愚昧的人以改过为耻而走向邪恶。自古以来，其间有的臣子崇尚阿谀奉承，有的国君自封圣明，遏止大仁德，实行小伎俩，才有进朝廷就亲近、出朝廷就诡辩不实的臣子。奸恶由此产生，善美因此阻断，天子的头脑因此昏乱，直言谏诤的臣子因此获罪，献媚讨好的伎俩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义的美德，治国达到太平盛世的功劳，可说是威极一时，可是人民到现在仍以他听从劝谏、善于改过作为首要称颂的美德。由此可知听从劝谏、知错就改是帝王的大功业。陛下说谏官议论国政，把好事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皇帝，实在不是美事，但对于大德并没有亏损。
听取劝谏而不避忌，传扬开来，正好增添美誉；拒绝、避忌劝谏，又怎么能禁止它不传播呢？不应该用这做借口阻塞进谏的途径。
圣人不忽视细微的事，不欺侮鳏夫寡妇。大话不能实现的不要采用，实话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绝；顺心意的话不必都肯定，不顺心意的话不必都否定；与大家不同的意见不一定对，与大家相同的意见不一定错；言辞笨拙而见效慢的意见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语过分重利的主张不一定聪明；用社会实际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获取全国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视看不起的事务，偏爱欲求的事物。
偏信，听取意见就会不顾实际，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话；疑心太大，就会即使是实话也不愿听，所以接受失实之辞。轻视某人就可能遗漏应该重视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纳应该抛弃的人。如果放纵私欲，不考察实际，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轻视的，圣人所重视的，不一定就羡慕高深、偏爱奇异。
陛下又认为相同又没有根据的话，加以询问就哑口无言了。我认为，陛下虽然问得他没话说，没有问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让他心服。况且臣子的心意没有不希望表达给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没有不想让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经常因下情难于向皇帝表达而苦闷，皇帝也经常为自己的意愿难被臣民理解而苦恼。为什么这样呢？这是因为九种弊病还没有去掉。我所说的九种弊病，皇上有六种，臣子有三种：喜欢超过他人；耻于听到批评；显示能言善辩；炫耀才智；强化威严；刚愎自用，这是皇上的毛病；献媚奉承；瞻前顾后；胆小怕事，这是臣子的毛病。好胜又以听批评为耻，一定爱听花言巧语，避忌直话、实话；献媚者得以进言，忠诚真实的话就听不到了。卖弄巧辩又炫耀才智，必定凭言辞来折服人，料定别人说假话，那么持观望态度的人就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说话，切磋的好处就不可尽得。强化威严而刚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担错误，那么胆小懦弱的人来了，合乎情理的话就不会陈述了。连尧舜也担忧难于深刻地了解一个人，怎么能凭一问一答就断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国家，但不努力争取人心，那么国家根本不会太平；努力争取人心，但不尽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争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厌恶正直的人，偏爱阿谀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团和气，讨皇帝喜欢，有的人从中得到极大利益；冒着灾祸触犯皇帝的尊严提意见，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祸害。当皇帝的人为求言用重利诱导，还怕忠诚正直的话听不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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