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庚申，刘挚言：“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陛下自堕典宪，使人何所守乎！”不报。
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
王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及此乎？”良久曰：“此法终不可罢也。”
壬戌，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为今日计，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穀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光以奏稿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孟子》恐不可轻。且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者更俟诸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矣。”光欣然纳之。戊辰，苏辙言：“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而使韩缜以屠沽之行与之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去岁北使入朝，见缜在位，相顾反臂微笑。缜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闻契丹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彼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缜，臣愚所未谕也。
辛未，以吏部侍郎李常为户部尚书。常，文士，少吏干，或疑其不胜任，以问司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计，则天下知朝廷非急于征利，贪吏掊克之患，庶几少息矣”以中书舍人胡宗愈为给事中，起居舍人苏轼为中书舍人。
军器监丞王得君言：“臣僚上章与议改法，但许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内出手诏曰：“予方开广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无状若此，可罢职与外任监当。”得君于是谪监永城县仓。
诏：“毋以堂差冲在选已注官。”
置诉理所，许熙宁以来得罪者自言。
命太学官试，司业、博士主之，如春秋补试法。
壬申，诏：“安焘坚辞知枢密院事，特依所乞，仍同知枢密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
癸酉，置开封府界提点刑狱一员。
女真贡良马于辽。乙亥，罢熙河、兰会路经制财用司。己卯，复广济河辇运。
辛巳，诏：“民间疾苦当议宽恤者，监司具闻。”以校书郎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从司马光言也。颐进三答刂，其一曰：“陛下春秋方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宦官、宫妾之时少，则自然气质变化，德器成就。乞遴选贤士入侍劝讲，讲罢，常留二人直日，夜则一人直宿，以备访问。或有小失，随事献规。岁月积久，必能养成圣德。”其二曰：“三代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其德义；保，保其身体。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及择内臣十人，充经筵祗应，以伺候起居，凡动息必使经筵官知之。”其三曰：“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颐每以师道自居，其侍讲，色甚庄，言多讽谏。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尝凭栏偶折柳枝，颐正色曰：“方春时和，万物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帝不悦。
御史吕陶言：“司农少卿范子渊，在元丰时提举河工，糜费巨万，护堤厌埽之人，溺死无算，而功卒不成，乞行废放。”于是黜知峡州，制略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中书舍人苏轼词也。
夏，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罢。先是台谏前后论缜过恶甚众，皆留中不报。太皇太后宣谕孙觉、苏辙曰：“进退大臣，当存国体。缜虽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刘挚等攻之益急，缜遂乞出，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内批：“缜自以恐妨贤路，故乞出外，视矜功要名而去者，缜为得进退之体，宜于制词中声说此意。”矜功要名，盖指蔡确、章惇也。
诏太师致仕文彦博肩舆赴阙，令河南津置行李。
先是司马光除左仆射，固辞以疾，乞召用彦博。范纯仁亦以彦博老成，劝帝召致之。
及将罢韩缜，太皇太后以御札付光，欲除彦博太师兼侍中、行右仆射事。光奏：“彦博官为太师，年八十一，臣后进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伦也。”不听。
庚寅，苏辙言：“礼部欲复诗赋，司马光乞以《九经》取士，二议并未施行。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然后徐议，更未为晚也。”
辛卯，司马光乞“令提点刑狱司指挥逐县令佐，体量乡村人户有阙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报，即将本县义仓及常平仓米谷直行赈济。夏秋成熟，令随税送纳，毋得收息。令佐有能用心存恤，民不流移者，优与酬奖；否则取勘闻奏。”从之。
辛卯，诏：“诸路旱伤，蠲其租。”
壬辰，以旱虑囚。癸巳，特进、荆国公王安石卒，年六十有六。
安石性强忮，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辨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馀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安石著《日录》七十卷，如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范镇、吕诲、苏轼及一时之贤者，皆重为诋毁，晚居金陵，于钟山书室多写“福建子”三字，盖恨为吕惠卿所误也。及卒，司马光于病中闻之，亟简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其不修怨如此。
戊戌，辽主北幸，遣使加统军使及静化军节度使爵秩，仍赐赍诸军士。
辛丑，诏：“执政大臣各举可充馆阁者三人。”
壬寅，诏：“文彦博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以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太皇太后欲用彦博为右相，刘挚、王觌并言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硃光庭亦三上章，以为：“彦博师臣，不宜烦以吏事。若右相，则吕公著、韩维、范纯仁皆可为之。”帝问司马光，光对曰：“若令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言宜为右相者莫如吕公著，帝皆听之。又诏：“彦博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辅臣议事；如遇有军国机要，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
先是执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吏目抱文书历诸厅白之，故为长者得以专决，同列难尽争也。光尝恳蔡确，欲数会议，庶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长贰并得议事，遂为定制。
乙巳，诏户部裁冗费，著为令。
黜内侍李宪等于外。
刘挚言：“宦者李宪，贪功生事，渔敛生民膏血，兴灵、夏之役，首违师期，乃顿兵兰州，遗患今日。王中正将兵二十万出河东，逗留违诏，精卒劲骑，死亡殆尽。宋用臣董大工役，侵陵官司，诛求小民，夺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领皇城司，纵遣伺者，飞书朝上则墓入狴犴，朝士都人相顾以目者殆十年。此四人者，权势烽焰，张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镇厌，不然，其为祸岂减汉、唐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为言。诏并降官，宪、中正、得一提举宫观，用臣监太平州税务。
辛亥，文彦博入对，命其子贻庆扶掖上殿，赐贻庆金紫章服。扬王颢、荆王頵并特授太尉。
司马光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武各举所知，以勉厉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若所举人违犯名数，必坐举主毋赦。于是诏：“自今凡遇科举，令升朝官各举经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与升甲。罢谒禁之制。”
知诚州周士隆抚纳谿峒民一千三百馀户，赐士隆银帛。
癸丑，三省言：“尚书六曹，职事闲剧不等，今欲减定，以主客兼膳部，职方兼库部，都官兼司门，屯田兼虞部，定为三十五员。”又言：“常平奏春秋敛散，以陈易新，及岁饥赈贷，主司并依法推行。降贷常平钱谷，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并从之。
五月，丁巳朔，以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韩维为门下侍郎。
罢诸路重禄，复熙宁前旧制。
辽自马群太保萧托辉括群牧实数以定籍，厥后柬册国岁贡千匹，女真诸国及铁骊诸部岁贡良马，仍禁朔州路鬻羊马于南朝，吐浑、党项鬻马于西夏，以故牧马蕃息，多至百有馀万。辽主赏群牧官，以次进阶。庚申，夏国遣使来贺即位。
壬戌，诏侍从、台官、监司各举县令一人。
丁卯，刘挚上疏曰：“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从出，非行法之所。虽群居众聚，帅而齐之，不可无法，亦有礼义存焉。先帝养士之盛，比隆三代。然太学屡起狱讼，有司缘此造为法禁，烦苛甚于治狱，条目多于防盗，上下疑贰，以求苟免。尤可怪者，博士、诸生禁不相见，教谕无所施，质问无所从，月巡所隶之斋而已。斋舍既不一，随经分隶，则又《易》博士兼巡《礼》斋，《诗》博士兼巡《书》斋，所至备礼请问，相与揖诺，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请，以杜贿赂。学校如此，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
愿罢其制。”戊辰，诏孙觉、顾临、程颐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太学条制。
己巳，幸扬王、荆王第，官其子九人。
乙亥，苏辙言：“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诡变多端，见利忘义。王安石初任执政，以为心腹，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辨，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自是诤臣吞声，有职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答刂殆遍，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至河北人户流移。
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其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独赖先帝仁圣，每事裁抑，故不得穷极其恶。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戎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恣行欺罔，立石纪功。
自是戎人怨叛，边鄙骚扰，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驯致不豫。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反眼相噬。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抳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至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钱置田产等事，朝廷遣蹇周辅推鞫，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履视也。惠卿发安石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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