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对你坦白一下，”伊凡开始说，“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能爱自己的邻人。据我看来，恰恰对邻人是没法爱的，只有离远些的人还可以爱。我有一回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关于圣徒‘慈悲的约翰’的故事：有一个饥寒交迫的行路人，走到他的面前，请求给一点温暖，他竟和他同睡一床，抱住他，朝他得了什么可怕的病而流脓发臭的嘴里吹气。我相信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虚伪的自我折磨，一种由于义务而强做出来的爱，出于硬给自己规定的赎罪苦行。要爱一个人，那个人必须隐藏起来，只要一露面，爱就消失了。”
“这话佐西马长老讲过多次，”阿辽沙说，“他也说，一个人的脸常常会妨碍许多对爱还没有经验的人去表示他们的爱。但是人类中间仍然有许多爱，几乎和基督的爱相仿，这是我亲自有所体会的，伊凡……”
“我暂时还体会不到，无法体会，而且有无数的人也和我一样。问题只在于：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人们的坏脾气，还是因为人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据我看来，基督的爱人是一种地上不可能有的奇迹。自然他是上帝。可是我们并不是上帝。比方说，假定我能够深深地忍受痛苦，但是别人却永远不会明白我受苦到怎样的程度，因为他是别人，而不是我，此外，也很少有人肯承认别人是受苦者，就好像这是一个什么官位似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肯承认吗？就因为，比如说，我身上有臭味，我的脸长得蠢，我有一次踩了他的脚。并且痛苦和痛苦也不同：会使我有失尊严的那种屈辱性的痛苦，例如饥饿，还可以蒙我的恩主承认，但只要稍为高尚一点的痛苦，例如是为了一种理想，那就不成了，他很少能加以承认，因为，比如说，他会看着我，突然看出，我的脸和照他想象为了某种理想而受苦的人所应有的脸根本不一样。于是他就会立即把他给我的恩惠夺走，甚至还完全并非由于心存恶意。乞丐，特别是品行端正的乞丐，应该从来不在外面露面，而是通过报纸请求施舍。抽象地爱邻人还可以，有时甚至还得离得远远的，离得近就几乎绝对不行了。如果一切都像在舞台上，像舞剧中那样，乞丐出场的时候穿着绸缎的破衣，披着撕裂的花边，优雅地跳着舞向人乞讨，那还可以欣赏他们。不过只是欣赏而已，决不是爱。但这些话说得够了。我只是要让你明白我的观点。我本想谈一谈一般人类的痛苦，但不如先限于讲一讲小孩子的痛苦吧。这会使我的论据缩小十倍，但还是只限于讲讲小孩子吧。自然这对我是不太有利的。但首先，小孩子们在近处也可以爱，甚至是肮脏的，形容丑陋的都可以爱（不过我觉得小孩子是从来没有形容丑陋的）。其次，我所以不愿谈大人，是因为他们除去令人生厌，不值得爱以外，还遭到了报应：他们偷吃了禁果，认识了善恶，开始变得‘像上帝’了。而且他们现在还在继续吃。但是小孩们一点也没有吃，暂时还什么错处也没有。你爱小孩么，阿辽沙？我知道你爱的，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只想谈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也遭到极大的痛苦，那自然是受他们的父辈们的连累，受吞食禁果的父辈们的连累而受到惩罚的。但是这种议论是非现世的议论，是现世的人心所不能理解的。无辜的人不应该替别人受苦，何况还是这样的一些无辜的人！你会觉得我很奇怪，阿辽沙，我也会十分喜爱小孩。但你要知道，残忍的人，贪婪成性、欲火如焚的卡拉马佐夫家的人，有时也很爱小孩。孩子们当他们还是孩子时，比如说，在七岁以下的时候，是同大人们有天壤之别的：他们仿佛完全是另一种生物，有着另一种天性。我认识一个在监狱里的强盗：他在干他的营生的时候，有时夜间闯进别人家里抢劫，杀死全家，同时还杀死过好几个小孩。但是在坐牢的时候，却竟然出奇地爱他们。他从监狱的窗里成天望着在监狱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他跟一个很小的男孩弄熟了，他时常到他窗下来，结果竟和他十分要好。……你不知道我干吗说这些话，是不是，阿辽沙？我的头有点痛。我觉得忧郁。”
“你说话的神色很奇怪，”阿辽沙不安地说，“好像有点神经失常似的。”
“顺便说起，不久前在莫斯科有一个保加利亚人告诉过我，”伊凡·费多罗维奇继续说下去，好像没有听到他弟弟的话，“土耳其人和契尔克斯人因为害怕斯拉夫人大规模起来造反，如何在他们保加利亚境内到处行凶，烧杀淫掠，凌辱妇孺，把囚犯耳朵用铁钉钉在围墙上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然后再把他们绞死，还有其他种种的情形，简直没法描写。有时常听见形容人‘野兽般’地残忍，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也很委屈：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那样巧妙地、艺术化地残忍。老虎只是啃，撕，只会做这些事。它决想不到去用钉子把人们的耳朵整夜地钉住，即使它能够这样做的话。而这些土耳其人却津津有味地折磨孩子，包括用匕首从母亲的肚子里剖出婴孩，一直到当着做母亲的面把吃奶的幼儿抛向空中，再用刺刀接住。他们最感到甜蜜有味的就是当着母亲们的面。但还有这样一个使我十分感到兴趣的场面。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吃奶的孩子抱在浑身哆嗦的母亲手里，四周围着一群闯进来的土耳其人。他们想出一个寻开心的主意：他们逗弄婴孩，笑着，引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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