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成句的话里，我完全能想象他最后那个激烈却徒劳的行动；他接过收据后，将那出入证一把夺回，狠狠用剪子剪成碎片。
我突然意识到，再我往测“谎”表格上签字时，lawerence的命令其实已被决定了……就是说，fbi在向我强调这个测试自愿时，就知道外交部对lawerence的置了。为什么不放过我们呢？”
我们在电话的两边沮丧着，沈默着，感到我们各自背负的家是多么沈重，二十世纪末了，我和lawerence的结合还必须经历如此一幕；似乎古典，似乎荒诞。
“还没完呢————我还得去做那个测“谎”试验。”我说。“让他们去见鬼！”
lawerence说。
“可我已经签了名，同意做了……”“从今天开始，他们要在打电话来烦你就直接对他们说：去见鬼！”
我想这大概是lawerence有生以来最愤怒的一次。他连夜给他认识的一位众议员写了信，将此事做了控诉的陈述。几天后，众议员回信了，非常震惊，说无法相信美竞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戒规，更无法相信这条戒规真的被用来理了一位普通外交官的婚姻。震惊之余，他表示遗憾，因为不能为我们的损失做任何补救了：
他所能做的，是在会提案，争取改变这条规定，不使任何其他人重复我们的不幸。
九二年秋天，lawerence和我在旧金山结了婚。他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很轻易便在德政府资助的商会里找到了工作，并负责西部分会。日子是平静的，明朗的，但我仍会冒出这么个念头：他们真的放我长假了？我身后真的不再会有眼睛，电话上不再用耳朵了？会不会有一天突来个人，有客套又威逼地邀请我去做测“谎”试验？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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