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抒别情，而积故实，安取此送为哉？且即凭吊古迹，亦当经以情思，纬以议论，若但取此地之人之事而数之，队仗虽工，终同木偶。自来凭吊诸作，晚唐人失之空，宋人又失之实，皆不可为训也。 诗积故实，固是一病，矫之者则又曰诗本性情。予究其所谓性情者，最高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耳，其下则叹老嗟穷，志向龌龊。其尤悖理，则荒淫狎之语，皆以入诗，非独不引为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此岂性情也哉？吾所谓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御，不侮鳏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柔惠也。乐天云“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直也；“不辞为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两公此类诗句，开卷即是，得古诗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诗之螟也。“性情”二字，颇不易言，更勿误认。 王荆公诗“求田此山下，终欲忤陈登”，又云“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力翻成案，人不甚以为然。然此案惟荆公不可翻，以其人品舛也。若专论此案，翻之亦非无说。李二曲先生云：“志在世道人心，又能躬亲稼圃，不愿乎外，上也。志在世道人心，而稼圃不以关怀，次也。若志不在世道人心，又不从事稼圃，此其人为何如人？与其奔走他营，何如取给稼圃之为得。故在樊迟则不可徒稼徒圃，在吾人则不可不稼不圃。肯稼肯圃，斯安分全节，无求於人也。”此段议论，实可为荆公诗下注脚，但荆公非其人耳。 唐喻凫以诗谒杜牧之不遇，曰：“我诗无绮罗铅粉，安得售？”然牧之非徒以“绮罗铅粉”擅长者，史称其刚直有大节，余观其诗，亦伉爽有逸气，实出李义山、温飞卿、许丁卯诸公上。如：“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长空碧杳杳，万古一飞鸟。生前酒伴间，愁醉多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寒空动高吹，月色满清砧。残梦夜魂断，美人边思深。孤鸿秋出塞，一叶暗辞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沈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皆竟体超拔，俯视一切。又如《雪中书怀》云：“北虏坏亭鄣，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骨深气劲，颇欲追步少陵。牧之与赵倚楼诗云：“少陵鲸海阔，太白鹤天寒。”是其志气可想也。乌可以“玉箸凝时红粉和”，“满街含笑绮罗春”等句，尽其生平耶？喻凫今存诗六十三首，诚无绮罗铅粉语，然皆近体，无古风。其近体格颇不高，警句亦罕，惟“钟沈残月乌，鸟去夕阳村”，“雁天霞脚雨，渔夜苇条风”，“风雪坐夜，乡关来旧心”，两三联可喜耳，欲以此傲牧之，未可得也。人可不量己力，妄持论薄人哉？ 东坡云：“辨才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吾辈与参寥，如巧妇织锦耳。”愚谓千古诗如风水成文者，止渊明一人，辨才诗何遽语此！参寥诗佳句，如“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措意清微，亦似与“巧织”无涉。至坡诗之美，又不止於“锦”。其七古豪纵处，他日自谓“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涌出”是也。此与渊明境地不同，而不可以偏废。其七律以和韵弄巧，直一机上妇，若锦不锦，犹未可定也。 坡诗“何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不须更说知几早，直为鲈鱼也自贤”，此固诗家翻弄之小术，然词旨清迥，可箴俗虑，吾每爱诵之。刘梦得诗“去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吾每於客邸无聊赖时亦诵之。然梦得自是送僧诗，非吾之所谓道也。 予尝谓常读诗者，既长识力，亦养性情；常作诗者，既妨正业，亦蹈浮滑。古来诗之脱口而成者，当无逾靖节先生，然观其田舍诗题纪年，一年只一首，合之他作，一生不过一百十馀首耳。今人好作诗，一年可抵渊明一生，自以为求益，不知不苟作乃有益，常作转有损也。世之好作者多，必不得已，余请进一策焉：只取咏古迹及咏史两种题目为之，此非读书而有识力者不敢操管，即成亦不敢轻易示人，如此虽日作一诗，亦能为学识助。舍此而常为之，必为气体累也。然此惟学子则可，一行作吏，即足觇学识之诗，亦可不作。退之诗云：“吏人休报事，公作送春诗。”究属戏论耳。 宋张建论诗云：“作诗不论长篇短韵，须要词理具足，不欠不馀。如荷上洒水，散为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细者如尘，一一看之，无不员成，方为尽善。”此论乍阅甚佳，然细衡之似太高，又似太卑。盖触手成形，一一具足，此造物之妙也。《三百篇》中犹不尽能之，况其下乎？若徒取圆成而已，则台阁旧体，平无奇，而体格字句，颇无亏欠，何关风雅妙诣乎？又宋高复古论诗云：“胸中无千百家书，乃欲为诗，如贾人无赀，终不能致奇货。”亦乍阅似佳，然细衡之似太苛，又似太易。胸中无书，诚不可以为诗，必谓致千百家之多，乃有佳诗，亦苛矣。然第能涉猎千古家之多者，即能为诗，诗之为教，又不如是之易也。又宋周子充论诗云：“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诗为甚，盖才高者语新，气和者韵胜。”亦乍阅似佳，然细衡之“天分”、“人力”乃陈言，“诗为甚”句，理殊不足。诗即文也，以为有二事者，乃後人之诗，非古义也。“才高者语新”，当易云“才高者语阔，思尖者语新”。“气和者韵胜”，当易云“气和者理周，神者韵胜”。综上三则观之，作诗难，说诗亦难。 宋宣和间，教坊大使袁礻应制诗：“金瓶芍药三千朵，玉轴琵琶四百弦。”此真教坊使语也。今之诗人，好写富贵家景色者，亦教坊诗耳。然如魏华父先生《墨梅》诗：“素王本自难缁涅，墨者胡为乱等差？玄里只知杨子白，皓中谩见圣人。”以理学经术入咏物小诗，不独寡情韵，并觉亵圣经。此又矫风华而为方正之过，皆於诗格为最下也。 宋人张无尽《题武昌灵竹寺》云：“孟宗泣竹┺冬生，岂是青青竹有情。影响主张非别物，人心但莫负幽明。”理何尝不是，而词有迂腐直率之病，此宋派也。或谓宋诗少兴象，类不长於绝句，亦不然。予於《宋人千首绝句》外，前已略数宋之名绝句矣。今又得思致清婉，足供诵玩，而不甚著名者数首，录於此：“少年公子出皇都，勒马途中倒玉壶。问路帝耕稼者，夜来风雨损花无？”“迟明骑马傍朱门，安得梅花入梦魂？惭愧高人眠正熟，一生知不受人恩。”“集贤仙客问生涯，买得渔舟度岁华。案有《黄庭》尊有酒，无风波处即为家。”“纷纷红紫已成尘，布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将旧斩楼兰剑，买到黄牛教子孙。” 诗话之简而当者，莫如明末方密之《通雅诗话》二十馀则，极有契会。如谓“法娴辞赡，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仿唐溯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古人奇怀突兀，跃而骑日月之上，愤而投潢之中，不可以庄语，故以奇语写之。奇者多创。创，创於不自知，俗人效步邯郸，则杜撰难免矣”。“《周易》为大譬喻，尽古今皆譬喻也，尽古今皆比兴也，尽古今皆诗也。存乎其人，乃为妙叶”。“人不能反覆於《三百》、《楚辞》、汉魏乐府，乌有能蕴藉温雅者乎”。“六朝组练明丽，别为《选》体，佳者不数篇，仿之者似乎遒郁，实拙滞耳”。“宋以山谷为杜之宗子，号曰江西诗派。严羽辟之，专宗盛唐。然今以平熟肤袭为盛唐，又何取乎”。“一句之致易晓，通章之致难论。诗未尝不可析理，析理之诗，非诗之胜境也”。以上七则，皆极中末世诗家之病。然亦有而未醇处，如以中边论诗，和声合拍为边，蕴藉造意为中，必为中边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边皆甜，禅语也。禅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诗味则恶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为病，至难免矣”。甜不入於俗乎？又谓“太白得古诗之奇放，专效之者，久则索然”。不知太白七古、乐府，时入奇放，若五古则一代雅音，几复汉、魏，後人万不可以不学，即专学之亦无害也。可以“奇放”概之乎？此等於诗家关键，犹未尽开通也。 密之之後能以简胜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诗论》，其论尤为精澈不刊。如谓“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为本。若不本之《六经》，虽复‘熟精《文选》理’，有是非颇谬者矣。虽然，杨子非圣哲之书不好，何为乎《剧秦美新》？盖本之中又有本焉”。“诗以寄兴也。有意为诗，复有意为他人之诗，修辞不立其诚，盖竞利而非诗赋之正也”。“严君平依蓍龟为言，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臣。然则诗之益人，何间於穷达哉？知此庶乎其道尊”。“近体有止境，古体无止境，君子之於学也，为其难者”。“游山水无本，虽横山范水，道不存焉。谢康乐袭晋封爵，宋代复仕，不免见法，与陶并称，幸矣”。“《雅》之变，有悯时疾俗者。然既出於是非之公，又其忠厚恻怛，虽蒙其讪讥者，犹感激焉。不则失所养，亦丧诗品，其婴累悔生，抑後矣”。“齐、梁、陈、隋诗格之降而愈下也，由於诗人多仕二姓者，廉耻道丧久矣。若简文宫体，後主男女唱和，炀帝江都宫掖诸作，好色而淫，则无廉耻。无廉耻，安得有气节哉！诵其诗不知其人，斤斤焉斥其诗格之卑，何异向名倡而责之曰：‘曷不缀道论以自娱乎？’”以上七则，皆正色昌言，根极道要。近之诗人，争名好奇，胸次未尝有此，鄙之为头巾气。仆之性，固不以彼易此。且风化如水，易下难挽，士君子无论升沈，皆有世道之责，必扬其波而助之东乎！ 茗香谓“孔氏之门如用诗，则汉之古歌辞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庑之间从陶、杜”。此说较之“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自胜矣，然亦未尽允也。三代以後诗，或一代，或一集，全无入《三百篇》之室者，以圣贤相传“诗言志”、“思无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择而取焉。汉之乐府古歌辞及《十九首》，气体古质淡泊，皆与《三百篇》为近，则皆升堂者，不能调《十九首》独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气体虽不尽与汉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犹坐廊庑，则王、孟、韩、白等将安置乎？然汉之乐府古歌辞、《十九首》与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实足以动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时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视《十九首》而卑乐府，高视汉而卑陶、杜，此第以气体论诗，非知诗之本教者。 茗香又谓“汉诗之於《二南》，犹春秋时之鲁；魏诗犹齐；陶诗犹汉之文帝，虽不用成周礼乐，犹时时有其遗意”。亦不然。汉诗比《国风》，时或相似，然扬厉处多，以为似春秋时之鲁，则太弱矣。魏世高手如仲宣、公等，皆不足於古澹，去汉已远，去周更远，何能似春秋时之齐也？若子建直逼汉诗，陶公亦《三百》之苗裔，予故曰升堂也。今概言魏不及汉，已不足服子建之心，谓陶更降於魏，岂通论乎？大抵论诗有三要：一曰心术，二曰气体，三曰时运。心术无古今，而气体不能无古今，则时运为之，不可贬也。或曰：气体可不讲乎？曰：否。如晋之潘、陆以逮梁、陈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温、李，宋之苏、黄以逮南宋之四灵，逞妍斗博，尚气弄巧，皆不能不为诗累，虽一时称巨手，然皆今人之诗也。气体乌可忽哉？虽然，气体当为今之古，不必为古之古。为古之古，则仿效形迹而为古之皮毛；为今之古，则独灵源而为古之苗裔。曹、陶气体，虽逊《三百》，然足为今之古。为今之古，则为时运转而不为时运累，即可许其复古。昔孟子挺亚圣之才，其文不能脱战国风气，而究非《战国策》也，能谓其文与孔子异乎？故作文以心术为主，气体为辅；论文则心术、气体、时运三者兼焉。近人论诗，不知心术、气体，固属卑下，茗香不审时运，而徒以气体分升降，亦非通达而无滞者也。 宋景濂《答章秀才书》，於诗人源流甚详，而词多不精。如谓“陆士衡兄弟仿子建，颜延之祖士衡，陶元亮出於太冲、景阳，卢之、王子安欲跨三谢，韦苏州祖袭灵运，钱、郎远师沈、宋，韩昌黎初效建安，张文昌过于浮丽，刘梦得步骤少陵，孟东野阴祖沈、谢”。殆皆仿锺嵘而失之者。词多故不及辨。其所论诗人，各集具在，亦不必辨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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