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回归线 - C

作者: 亨利·米勒10,578】字 目 录

伯人,当我想起他们显示的性格、他们的优雅、他们的温存、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神圣,我就要朝世界上的白人征服者啐唾沫:那些堕落的英国佬,体面的沾沾自喜的法国佬。地球是一种了不起的有感觉的存在,一个沏头彻尾充满着人的星球,一个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地自我表白的活的星球;这不是白种人的家,也不是黑种人、黄种人或已经绝种的青种人的家,而是人的家,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会有自己的机会,如果现在没有,那么一百万年以后会有的。菲律宾的小黑弟兄们有朝一日会再次兴盛.南北美洲被杀害的印第安人有朝一日也会活过来,在现在矗立着城市、喷着火焰、传播着瘟疫的平原上驰骋。谁说了算?人!地球是人的,因为人就是地球,地球的火、水、空气、矿产、物质、精神,是宇宙性的,是不灭的,也是一切行星的精神,其自身的改变正是通过人,通过无穷无尽的标记和象征,通过无限的表现形式。等一下,你这堆宇宙电报屎巴巴,你这等着人来修理抽水马桶的天堂精灵;等一下,你们这些肮脏的白人征服者,你们用魔爪、用工具、用武器、用病菌拈污了地球,一个人才说了算。正义必须行使到有感觉的最后一个细胞上——一定要行使!没有人在侥幸做成任何事,尤其是北美宇宙屎巴巴。

当我休假的时间到来时——我已经三年没有休假了,一直在渴望着使公司成功——我休了三周而不是两周,我写了关于十二个小人的书。我一口气写下去,每天写五千字,七千字,有时候八千字。我认为,一个人要当一个作家,就必须每天至少写五千字。我想,他必须同时说出一切——在一本书中——然后倒下。关于写作我什么也不懂。我被吓得屎都憋回去了,但是我决心要把霍拉修·阿尔杰从北美意识中清除出去。我猜想这是任何人写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这是一个大卷本,从头到尾都是缺陷。可是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爱上了它。如果我像纪德那样有钱,我会自费将它出版的。如果我有惠特曼的勇气,我会挨家挨户去兜售它。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说它可怕。我被力劝放弃写作的念头。我不得不像巴尔扎克那样认识到,一个人必须先写出几卷书来,然后才签他自己的名字。我不得不认识到,而且我不久也确实认识到,一个人必须放弃一切,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他必须写呀,写呀,即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劝他不要写,即使没有人相信他,他也得写。也许一个人写作,恰恰因为没有人相信;也许真正的秘密在于使人相信。人们说一本书不适当,有缺陷、恶劣、可怕,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我试图在开头做一个天才人物只会在结尾才做的事。我要在开头说最后一句话。这是荒唐而可悲的。真是一败涂地,但是却使我坚强起来。我至少懂得了失败是怎么回事,懂得了试图做大事情是怎么回事。今天,当我想起我写这本书时的环境,当我想起我设法赋予形式的大量素材,当我想起我当时希望包容的一切,我便鼓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双A。我为这样的事实感到骄傲:我失败得够惨的,但我一旦成功,我便会成为庞然大物。有时候,我翻阅我的笔记本,独自看着那些我想写的人的名字,我就晕头转向。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他自己的世界来到我跟前;他来了就把这世界卸在我的定字台上,他期待我拾起这个世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我没有时间来建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我不得不像阿特拉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人之一,后来石化、变成一座大山。在世界尽头顶着天上的繁星。——译者)那样一动不动地定在那里,脚踩在大象背上,而大象又踩在乌龟的背上。要打听乌龟站在什么上面,那就发疯去吧。

我当时除了“事实”以外,什么也不敢去想。要深入挖掘事实底下的东西,我就得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一个人一夜之间是成不了艺术家的。首先你必须被压倒,让你的有冲突的观点被消灭掉。为了作为一个个体而再生,你必须作为人类而被消灭。你必须炭化,矿物化,从自我的最起码的一般特征做起。你必须超越怜悯,为的是从你的存在的根本上来感觉。一个人不可能以“事实”来造就一个新天地。没有“事实”——只有这个事实:人,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走向分类。有些人走了远道,有些人走了捷径。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设定他的命运,没有谁能帮助他,只能表示出仁慈、慷慨、耐心。

在我的热情中,有些现在已经清楚的事情,在当时我是无法解释的。例如,我想起卡纳汉,我要写的十二个小人物之一。他是一个所谓模范送信人,他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有着健全的理智和模范的性格。他一天工作十八至二十个小时,比任何一个送信人员挣得都多。他服务的顾客们写信把他捧上了天;有人向他提供好的职位,他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谢绝了。他生活很节俭,把大部分工资都寄给他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妻子和孩子们。他有两个毛勃—贪怀与一心发迹。他可以一年不喝酒,但只要他喝上一滴,那就完了。他两次在华尔街发了财,然而,在他来我这儿找工作以前,最多不过在某个小镇上当了个教堂司事。他干这份差事被人解雇,就因为他突然喝起他的圣餐用葡萄酒,整夜敲钟不止。他诚实,真挚,认真。我绝对相信他,而我对他的信任,是为他没有一点瑕疵的工作档案所证实了的。

然而,他却冷酷地枪击了妻儿,然后,枪击了自己。幸好没有一个人死去;他们都一起躺在医院里,而且都复了原。在他们把他转送到监狱去以后,我去看他妻子,为的是请她来帮助他。

她断然拒绝。她说他是世界上用两条腿走路的最卑鄙、最残酷的婊子养的——她要看着他被绞死。我恳求了她两天,可她坚如磐石。我到监狱去,透过铁丝网同他谈话。我发现他已经讨得监狱当局的喜欢,已被允许享受一些特权。他一点儿也没有情绪低落。相反,他指望尽量利用他在监狱里的时间来对推销术进行“仔细研究”。他打算在释放后成为美国的最佳推销员。

我几乎要说,他似乎很快活。他说不要为他担忧,他会过得很好的。他说每个人都对他好极了,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有点儿茫然地离开了他。我来到附近的海滩上,决定去游个泳。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我几乎忘记回家了,一心专注于关于这个家伙的思考之中。谁能说他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也许他离开监狱后会是一个地道的福音传教土而不是一个推销员。没有人能预言他会做什么。没有人能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以他自己隐蔽的方式设定自己的命运。

还有另一个家伙,一个名叫古普塔尔的印度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为人规规矩矩的模范——他是一位圣徒。他十分爱好长笛,总是一个人在他那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吹笛。有一天他被发现光着身子,脖子被切到了耳朵根,在床上,他的身边放着他的长笛。在葬礼上,有十几个妇女掉下了动情的眼泪,包括杀死他的那个看门人的老婆。我可以写一本关于这小伙子的书,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心、最圣洁的人,他从不得罪任何人,从不从任何人那里拿任何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到美国来传播和平与爱。

还有一个戴夫·奥林斯基,又一个忠诚而勤奋的送信人,他想到的只有工作。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说得太多。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已经环绕地球好几圈了,为了谋生,没有他不干的事情。他懂十二种语言,很为他的语言能力感到自豪。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的乐善好施和热情却成了他们的祸根。他要帮助每一个人,要告诉每一个人如何获得成功。我们给他的工作他总嫌不够——他是一个工作狂。也许,当我派他去纽约东区的营业所时,我应该警告他,他将要在一个棘手的地区工作,可是他假装什么都知道,并且坚持要在那个地区工作(由于他的语言能力),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暗想——你很快就会受不了的。毫无疑问,他在那里工作不久就遇到了麻烦。一个粗鲁的犹太小伙子有一天从附近走进来,问他要一张空白表格。送信人戴夫当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不喜欢这小伙子要空白表格的方式,就告诉他应该礼貌些。为此他挨了一个大嘴巴。

他又唠叨了几句,接着就挨了重重的一下,打下的牙齿被他咽下肚子里,牙床骨被打断了三处,但他仍然不知道闭上他的嘴。

这个该死的傻瓜,竟跑到警察分局去投诉。一星期以后,他正坐在一张长凳上打瞌睡,一帮无赖闯进来,把他打了个稀巴烂。

他的头被打破,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煎蛋卷。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保险柜洗劫一空,把它来了个底朝天。戴夫死在送往医院的半道上。他们在他袜子里找到了他藏起来的五百美元……然后是克劳森和他的老婆莱娜。他申请工作时,他们是一起来的。

莱娜手上抱着一个小孩,他手上牵着两个。是某个救济机构让他们来找我的。我让他当了夜间送信人,这样他便可以有固定的薪水。几天后,我收到他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有点儿不对劲,他在信中请求我原谅他擅离职守,因为他要向他的假释主管人作汇报。然后又来一封信说,他老婆拒绝同他睡觉,因为她不想再要孩子。他请我去看他们,设法说服她同他睡觉。我到他家去——意大利居民区中的一间地下室,看上去就像一个疯人院。莱娜又怀孕了,大约已经七个月了,她快要发疯了。她喜欢睡在屋顶上,因为地下室里太热,也因为她不愿意让他再碰她。我说现在碰不碰也无所谓了,她只是看着我,咧开嘴笑。克劳森参加过战争,也许毒气把他搞得有点儿精神失常——不管怎么说,他嘴上正吐着白沫。他说,如果她不离那屋顶远远的,他就打碎她的脑袋。他暗示,她睡在那里是为了同住在顶楼的送煤工调情。听到这话,莱娜又一次不快地咧开蜻蛙般的嘴笑了笑。克劳森发火了,飞起一脚,踢在她屁股上。她怒冲冲地跑出去,把小家伙们也带上了。他让她永远别回来,然后他打开抽屉,操起一把柯尔特手枪。他说,他留着这把枪以防万一。

他还给我看几把刀子和一根他自己做的铅头棍棒,然后他哭了起来。他说他老婆把他当傻瓜。他说他为她干活感到恶心,因为她同附近的每个人睡觉,那些小孩都不是他的,因为他想要小孩也要不了。第二天,莱娜出去买东西,他把小孩们领到屋顶上,用那根他给我看过的棍棒,把他们的脑浆都打了出来。然后他头朝下从屋顶跳下来。莱娜回来,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当时就疯了。他们不得不让她穿上拘束衣,叫来了救护车……还有讨厌鬼舒尔迪希,他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他差点儿被打死,所以才认了罪;然后便是单独监禁,饥饿,拷打,性反常,毒品。当他们最终释放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人类了。有一天夜里他给我描述了他在监狱里的最后三十天,描述了那种释放前的痛苦等待。我对这样的事闻所未闻;我认为人类不可能经得住这样的痛苦而活下来。他虽然取得了自由,但却被一种恐惧纠缠着,害怕他会不得不去犯罪,又被送回到监狱。他抱怨他被跟踪、盯梢,一再地跟踪。

他说“他们”正在诱惑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是一些探子,盯他的梢,被人收买来把他送回监狱去。夜里趁他睡着的时候,他们在他耳朵边轻轻低语。他无力反抗他们,因为他们先已对他施了催眠术。有时候,他们把毒品放在他的枕头底下,还同时放上一把左轮手枪或刀子。他们想让他杀死某个无辜的人,然后他们就可以有确凿的证据来起诉他。他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天夜里,他口袋里装着一大把电报,四处奔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来到一个警察跟前,请求把他关起来。他记不清自己的姓名、地址,也记不起他在为哪一家营业所工作。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反反复复说——“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他们又一次拷问他。突然他蹦起来,像疯子一般喊叫——“我坦白……我坦白。”——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一桩又一桩罪行。他连续讲了三小时。突然,在令人痛苦的交代中,他一下子停住,迅速地环顾一下四周,就像一个人突然醒过来一样,然后,用只有疯子才能有的凶猛劲头,一下子窜到房间另一头,将自己的脑袋撞在石墙上……我简要地、仓促地叙述这些事情,因为它们从我脑海里闪过;我的记忆中充满着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有无数张脸,无数个姿势,无数个故多,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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