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势力的压迫之下，于是一部分的官僚地主，开始其向官僚资本的转化，他们以其封建剥削之所得移于商业，开始国营事业的创立。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出现了从官僚资本出发的龚自珍、魏源等的近代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
可是当中国的布尔乔亚刚刚走入阶级任务之执行的历史进程中，还没有等到他们社会因素的完全成熟，便遭遇着外来的资本主义的袭击——“鸦片战争”，把他们窒死于封建社会的母胎之内，而决定了中国布尔乔亚此后之半殖民地的命运，赋予中国布尔乔亚以买办的属性。所以中国的布尔乔亚自其出生以后，始终不能有先进各国的布尔乔亚所表演过的那种坚决的态度，却是带着极浓厚的妥协的温和主义的倾向，表现其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这自戊戌的“立宪运动”以至在历次的革命中，都表现得很明白。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的解体，在双重压榨下的农民，便也不断的揭起其反封建，甚至同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的反封建运动，“义和团”的反帝运动，以至他们参加各次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便是农民阶级的政治意识与政治要求之具体表现。一方面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形势下的中国，劳动者一出现到历史舞台，就能表现其国际主义的特性。他们是反帝的反封建民族革命的支柱，所以从“五四运动”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马列主义”等——便在中国展开其光辉的发展前途。那便是适应中国普罗列塔利亚势力的发展而反映其政治要求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同时，自“二七运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至在大革命与这次的民族抗战中，中国的普罗列塔利亚及其前锋队，便都在表现其政治的要求与行动任务。
像这样的意识形态之发展，都是根据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之发展而反映出来的。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但在本质上，都是反映着封建社会之各个发展时期的内容。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反映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促成封建社会的发展。胡适、陶希圣等，他们因为只从政治的形式上去观察，因而也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以至哲学思想，他们完全从一个思想者的自身来说明一个思想者，而没有深刻地把这一思想者的阶级性指明出来。因而陶希圣便会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从那与孔子思想所基的社会阶级不同的阶级出发”，便会把“世袭贵族”与“乡村地主”当做是不同的两个阶级，会把“农奴制”与“独立小农”对立起来，会把“衣食租税”的后代的王侯与“统治封土”的西汉初年的王侯看做不同质的东西。因而，他的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我们也就不能不认为是“徒劳或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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