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凡说《系辞》“河出图，洛出书”者，几乎都是宗朱熹之说，以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惟独到了明末方有乔中和法刘牧之说，以九数为《河图》、十数为《洛书》。其所谓《太极河图图》为一九宫圆图，中心一○之内写一“五”字，二、四、六、八八偶数则写于一黑色方块之内，其《太极洛书图》亦为一圆图，中一●内写“十”字，一●之中又有一○，内写“五”字，其外圈则八分，偶数写于黑色扇形块中，奇数写于白色扇形块中。其《河图位数图》则准吴澄“龙马毛旋如星点”之说画作九数圆图，《洛书位数图》亦准吴澄“神龟甲坼如字画”之说画作十数方图。其“河图洛书辨”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四二为肩，八六为足，纵横十五，此河图也；一六居坎为水，二七居离为火，三八震巽为木，四九兑乾为金，五十居中为土，此洛书也。刘牧、希夷之说盖如此。”乔氏相信黑白点河洛图书由陈抟数传至刘牧之说，不以朱熹河洛图书为是，又孱和吴澄旋毛、甲坼之说，自以为得河洛图书之真蒂，殊为可笑。任何河洛图书映象之说都是荒诞不经之说。
23、崇祯丁丑（1637年）进士无锡人秦镛著《易序图说》二卷。是书以《序卦》言其理，分上经三十卦为五节、下经三十四卦卦为四节，五数奇而上经象阳，四数偶而下经象阴。每节之分各以《易传》之辞解说之。是继吴澄以经纬卦分为七节、萧汉中以主客分为六节之后，以“分节说”谓《序卦》有理者，其后则有来集之之《易图亲见》分《序卦》上下经为三节之说。“分节”之说分七、六、九、三节不一，可见其说不能归一。《易经》以“非覆即变”之二卦为偶而系以成“编”，又分三十二“编”为上下二“篇”（上篇十五编，下篇十七编），其二卦之“编”则与刻简立卦而后系辞有关，其上下“篇”之序又似乎与揲蓍成卦之爻变有关（“编”与“编”之间有相反爻变之联系）。《序卦》之文字乃后人据《易经》上下篇之序而系（非孔子作），谓其中富含“义理”，则不切合实际。
24、明末黄道周弟子湖州人董说著《易发》八卷。是书卷一有“周易浑元符”、“黄鹂河洛徵”、“河洛证物篇”、“易有太极说”、“地易八卦原始”、“地易屯蒙时位略”、“地易内外二体时位略”及“刚柔始交解”诸篇。其以十数《河图》、九数《洛书》立说与众迥异，曰：“此黄鹂一声，即河洛之全机大用也”，“方黄鹂未鸣，冥漠无声，则河图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洛书无用九、阳七、阳五、阳三、阳一、阴二、阴四、用六、阴八，是图书之正位也，及闻黄鹂之声，而有河图之下一点矣”，董氏之所以将“黄鹂”与“河洛图书”扯作一处，则因“河图洛书象教也，将以音教喻象教”而发。此说虽不经，然其不以“河洛图书”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作《易》之本，亦为有见。“有我则有一河图之天一是也，有物则有二河图之地二是也”，此说亦见其对待“河洛图书”之态度。其本《阴符经》、《握奇经》之说而谓“河图主体有生有杀”、“洛书以杀为用”、“洛书之以逆为顺者道心也”、“洛书之以顺为逆者人心也”，则见其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说当与当时形势有关。其“易有太极说”曰：“太极者，一画是也，其象为一，有一必有二，两仪者偶画是也，其象为‘--’，一在于此而偶在于彼，一在于此，故画‘—’于正北，偶在于彼，故画‘--’于正南，有物必有则，于是有始有终，有生有灭，故复画‘—’于正东象太极之所始也，即前极之‘—’也，复画‘--’于正西，象太极之所终也，即后极之‘—’也，此所谓四象者也……”，可见其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与前儒不同。其《地易屯蒙时位略》卦图，以地支配《序卦》六十四卦，其《地易八卦原始》图，则以“大始”、“成物”、“中际”、“中成”、“生”、“杀”、“止”、“转运”标于乾、坤、坎、离、震、兑、艮、巽八卦之旁，其说则以《说卦》所言八卦方位配之。
明儒之易学著作多附以易图，或列于卷首，或穿插于书中，而且又多以朱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为蓝本，所列易图亦多出此二书，此则是有明一代易学著作的一大特点。所列易图又多是变换图名而推衍之，而个别深明易理之人则不随声附和，如刘宗周、董说等人，此亦见以图推图、以图攻图的特点。然而其中亦有不少穿凿不当信口开河之说，如“黄鹂一声”、“龙马产驹”等，此则是有明一代儒者研习易图学之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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