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文字时，由于我还没有这两个问题和这种推测，我并不理解，而后来却理解了。
十分清楚，这一点很简单的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用的是我所称的情境逻辑或情境分析：它有助于解释伽利略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对一个科学问题的态度，一种是对一个人的态度——作为对如他所看到的他的问题情境的推测性设想。然而这种设想并不是在科林伍德的意义上的真正的重新体验。就那些行动在此有趣味而言，它不是对伽利略的行动的重新体验：它既不是对伽利略潮汐理论的再发明，这种行动是我力所不及的；也不是对他未能答复开普勒某些信件的重新体验，尽管未能答复一封甚至两封信是我完全能做到的事情。
伽利略未能答复开普勒显然是简直不值得重新体验的事情之一：它本身是过于微不足道的行动。但是作为征象，并与另一个历史问题相联系，它也许是有趣的；从情境分析的观点看它是有趣的。
因此我主张，情境分析是比科林伍德的重新体验的理论更好的历史理解理论。它不那样严格。它不像科林伍德的理论那样局限于对自觉思维过程的重新体验，而是给行动者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情境的重建留有余地。而且，它为构想和分析作为我们的行动的无意的和未预见到的结果所产生的情境留有余地——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它为在情境分析中不仅充分重视个人而且也充分重视制度留有余地；换言之，它甚至比科林伍德的理论更广泛，或者我可以说，远为多元论，而科林伍德已经通过有力地强调问题，以比他的任何前辈更多元论的精神探讨了历史。对科林伍德来说，对任何思想的重新体验可能成为一个问题。对情境逻辑来说，对任何情境的设想，包括对导致另一种情境的一种情境的设想，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情境逻辑与行动主体所体验的情境和实际的客观情境都同样有关，因此与行动主体的客观错误同样有关。
这把我带到我的取向和科林伍德的取向间最重要的差异。在科林伍德看来，如几乎所有哲学家看来一样，知识本质上在于认知主体的生活经历，这当然适用于历史知识。在我看来，知识本质上在于体外人工制品，或产物，或制度。（正是它们的体外特点使它们可以得到理性批评）。存在没有认知主体的知识——例如，图书馆中储藏的那种知识。因此可以存在没有认知者认识增长的知识增长。知识增长甚至可以构成我们历史的主要情节，然而或者在我们的主观知识中或者在我们的能力中也许没有相应的增长。甚至我们的兴趣也许没有发生变化。人类［humanbeing」知识可能在人们之外增长。在个人［man］的历史中可能有一个情节，而在人们「men」的历史中却没有情节。
因此，区分单数的个人及其体外知识的进化和复数的人们的历史是可能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学科和所有人文学科的主要价值和主要特征的东西容许它本身不但对人类及其制度的进化感兴趣，而且对复数的人们的历程及其他们与其制度、与其进化的环境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并且对个人及其知识的进化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的斗争感兴趣，对此我毫不怀疑。因此历史是多元论的。它不仅研究人而且研究人们。首先它允许我们提出知识增长、艺术史和人类的进化多么巨大或多么微小地影响了人们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最伟大的历史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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