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俄国的革命并不是转政权于中等阶级的这回事。俄国的中等阶级在数量上是很有限的，他们的道德的势力更是等于零。一般愚蠢的大众已数千年被强压在下面，屈伏于专制的统治，被压抑在愚民政策之下，毫无知识可言：对于这样的一般大众，要用逐渐的演进的方法，是不行的。在恐怖的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的当儿，帝俄统治阶级的腐化和颟顸无用，已达了极点，以致于忽然地土崩瓦解，全部崩溃。三月的革命，是由军人叛乱所促成的政变，它和平常军事政变所不同的一点，乃在不是由上级军官所发动，却是由于下级兵士所发动的。当时许多的兵士，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连同为数不多的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老实不客气地不服从他们的军官的命令，自动解除他们对于沙皇的忠诚，拥护一般人民的革命运动。这政变发生之后，政治的领袖们现身于政治舞台上了，他们企图来着手实行善后的办法，结果他们认为“洛夫——密鲁科夫——葛区科夫的混合内阁”（“Lvov—Milyukov Guchkov Cabinet”）是可容纳的——在这班知识分子看来是可容纳的。这个混合内阁里有守旧派，有自由主义者，甚至有资本家，为着敷衍革命的群众起见，特容许“社会主义者”的克伦斯基参加在里面（任司法总长）。但是和知识分子相对的未受过教育的兵士，农民，和工厂的工人，并不派代表到这个自视为不可一世的临时政府里面去，却派他们的代表去参加工人，兵士，和农民所组成的卑微的苏维埃。于是在一方面，有个混合内阁，做比较上无成立可能的中等阶级的代言人；在另一方面，有个苏维埃，代表占全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喉舌。那个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固然要想统治全国，但是这个政府的后面没有什么后盾，只有一班所谓政治的领袖在里面鬼混，而在他们里面又没有一个领导者。至于苏维埃，差不多有了全国做后盾，但可惜主持者的态度过于谨慎。此时这个苏维埃的领袖如丹恩（Dan），李柏（Lieber），高资（Gotz），马尔托夫，许诺夫（Chernov），克得斯（Chkheidze），以及其他等等，都不惮烦地再三叮咛这个有力量的集团不可企图统治全国，认为这样一来，便和一切历史上的前例相反。这种矛盾的现象继续了几个月。临时政府有名无实，徒贻笑柄；苏维埃虽权力日增，但却又不愿意用！后来这个临时政府渐渐地转入克伦斯基的掌握中。克伦斯基是个诡诈的欺骗者，第二等的律师，却要效颦拿破仑，游移不定于参战和革命，资方和劳动，地主和农民，由前线归来的疲于战争的代表和协约国的密使。（这些密使是被派来引诱俄国不管任何牺牲，都要出兵进攻的。）苏维埃很勉强地派了几个代表加入克伦斯基的混合内阁，腼颜和他们周旋着。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偷过边境潜入俄国以前，就造定了他的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后来他一到了彼得格勒（Petrograd），就尽力于一种激烈的运动，使这个标语普及化。反对他的，不但是一切尊严的领袖和他们的机关报（都骂他是狂人，是德国的奸细），就是“几乎是布尔希维克”的《新生活日报》的一班人，以及他自己的从前最亲近的同志里面也有几个，都来反对他，都觉得他的政策有引起暴民政治的危险。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全俄苏维埃大会里面，列宁曾演说，他在演说里提及策列特利（Tseretelli，克伦斯基内阁里的一个孟希维克阁员，任邮电部长）说过的这几句话：“在俄国没有一个政党肯答应出来肩起政府的全责。”列宁接着说：“我的回答是：确有一个这样的政党！没有政党应拒绝它的这个负担，我们的党就不拒绝这个负担。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党都准备着接受政府的全责。（听众鼓掌大笑！）你们尽管尽量的笑。”列宁为着说了这几句大胆的话，被报上的讽刺画和小评里的主笔先生们作为取笑的目标。在俄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向来是以三推三让为美德的。当时列宁只有极少数的信徒，竟敢明目张胆地宣言：已准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政权。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要觉得是极端的滑稽，是太不自量的笑话。
巴萨洛夫（Bazarov）曾在《新生活日报》的社评里，警告大家勿为列宁的“共产主义的歇斯底利亚”所迷惑；拉萨诺夫（Ryazanov），现在是布尔希维主义的台柱子，当时却骂列宁的政策等于回复到巴古宁（Bakunin）的“暴动主义”。一九一七年的六月，在布尔希维克党第一次起事失败的第二天，索克哈诺夫（Sukhanov）在高尔基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足以表现该报素来游移不定的态度。他在这篇评论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和布尔希维克党人有分别的地方，就在乎我们不把夺取政权加入我们的主张里面。我们认为这样的干是错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拒绝政权的接受，也是一个相类的错误。”这样自相矛盾的话说了出来，怪不得列宁的机关报——《真理报》——讥讽备至，对于这班“《新生活日报》上的小布尔乔亚的迟疑徘徊的饶舌”，嗤之以鼻。后来拉萨诺夫力劝列宁派和托罗资基派互相让步妥协，高尔基的报又重新努力于鼓吹各派的团结。《真理报》对于这种感情的话，不屑置辩，只斥为“肥皂泡”而已。
高尔基不是一个政客，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因为这个缘故，他对于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所难免受到的嬉笑怒骂和肆意毁谤，却不能老着面皮，泰然处之。各方面对于他的攻击，当然使他感到烦恼。
一九一七年的夏季将了的时候，克伦斯基的政府愈益孤立起来，信用和威望都等于零了。他和大众隔开愈甚，反恃守旧派和资产阶级为护符。逃匿于芬兰的一个小村落里的列宁，以他的决心和自信力，指导革命的进行。此时“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的口号，相信的人也渐渐的多起来了，后来在两京的苏维埃选举，布尔希维克党人竟获得多数。彼得格勒苏维埃举托罗资基任主席；他从前是列宁的政敌，此时已经明确地加入列宁一派共同努力了。从此以后，苏维埃有了新的声调，明明白白地要夺取政权，对于克伦斯基的即将没落的“政府”，明目张胆地加以轻视。克伦斯基的“政府”大发雷霆，声斥彼得格勒苏维埃，加布尔希维克党人以叛逆的罪名，说他们有推翻现政府及准备叛乱的阴谋。布尔希维克党对此种种并不否认，只不屈不挠地埋着头干，积极进行夺取军权和政权的组织。
在这种急迫的时期里面，《新生活日报》的态度怎样呢？他们不能再讥讽那班孤立的狂人是在胡思乱想了，因为这个时候列宁一派人的声誉和势力已一天一天地继长增高，使人不得不加以严重的考虑了。托罗资基所主持的苏维埃已不再辩论接收政权这件事的是非问题，只着手准备如何接收，并已发出命令给军队及民众机关。这种命令发出之后就被遵守的，不像克伦斯基的有名无实的命令。《新生活日报》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政权即将转到“民主”的手里，但所谓“民主”，是指社会主义的各政党，仍不信任布尔希维克一党有独任艰巨的力量。巴萨洛夫就在该报上著文提出这个疑问。直到十月的中旬，在列宁的凯旋前约两星期，巴萨洛夫还不能自禁地揶揄列宁对于大众的信仰（这种信仰，表现于他的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他认为这种信仰只是“装作有感情的伪善”。他在这篇社论的末了，有这样的预言：“布尔希维克党在政治上胜利的时候，即是布尔希维主义的开始和完结，同时也是革命的开始和完结。”假使巴萨洛夫的意思是说一旦布尔希维克党得到政权之后，不得不修正他们的主义，由于积极建设的开始，使革命因此完结，他也许是不错的，因为这是大多数的革命的政党得到政权之后的命运。但是，当然，巴萨洛夫的话却另含有破坏的意义，他叫人不要相信在布尔希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革命会成功。到了十月下旬，《新生活日报》的社评政策所取的态度，是赞成“一切权力转给‘民主’的手里，同时警告‘民主’的左派勿作单独的行动”。该报的理论家巴萨洛夫仍用讥诮的口吻，评论布尔希维克党的议决案；该案主张“立即”由苏维埃夺取政权，并答应于取得政权之后，“立即”着手对德订立和议，“立即”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其他相类的自豪的幻想。该报社评里疯狂似的一致的主张是：“‘民主’必须巩固它的一切的力量”，而这种疯狂，却因布尔希维克党的叛变一天紧迫一天，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概，也就一天一天的更觉得心虚胆寒起来了。
当时关于这种“叛变”，公开谈论的人很多，听得惯了，似乎没有人把它看得怎样的严重。克伦斯基的政府准备用适当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即将爆发的“示威运动”，一点儿也不觉得惊慌。密鲁科夫所办的机关报，预料倘若布尔希维克党人敢冒险到街上来，政府不难把他们压服下去，并表示临时政府的前途有希望，说政府“这一次必有足够的决心，至少要给与狂肆的无政府主义一种适当的道德上和物质上的挫折；暴风雨将要到来了，但也许这暴风雨将使空气一扫而清。”大多数布尔乔亚的报纸更为激烈，主张立刻用严厉的手段对付布尔希维克党人。苏佛林（Suvorin）的报上毫不掩饰地写着：“我们对于德国的奸细无战争可言，加以逮捕就是了。”他简直以为这班徒棍为数不过几个人，只须把他们逮捕，这件事便可终了。孟希维克的《工报》（“Rabochaya Gazeta”）论到布尔希维克的领袖，这样说：“彼得格勒的普罗列塔利亚和驻防军，与其他的社会分子完全脱离了关系而孤立无助，为从来未有的现象，这个事实，难道他们都不觉到吗？就是工人和兵士罢，也不是全体都跟随他们的，他们的标语只不过能把少数狂热的工人和兵士，诱骗到街上来，这少数人必很迅速地被猛烈地打死，这种形势，难道他们也不了解吗？”此外还有其他社会主义的报纸也有相类的口吻。《新生活日报》也发表警告，说这个建议中的“叛变，最可能的结果不过是引起内战，不能减轻也不能解决任何困难；此事只能有益于一个党派，那就是柯尼洛夫的一派。”高尔基自己也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新生活日报》上写了一篇社评，对于所传将于十一月二日爆发的“布尔希维克的起事”，表示反对，认为这样的流血暴动将使革命受重大的打击，并谓布尔希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如果是一个能够指导大众的强有力的能自由行使职权的政治机关，对于这个传说负有驳斥的责任。
但是布尔希维克的领袖们对于这个问题却不愿多费口舌。谁听见阴谋起事的人公开讨论他们的计划？托罗资基但知埋着头干，不愿多说话。在那几天，他不顾疲劳地从事组织彼得格勒军队和工人的工作。据他的仇敌索哈诺夫所述，当时的托罗资基竟像有分身术，随处都有他的踪迹；由革命的总部里奔出来，再由这个工厂奔到那个工厂，由这个兵营奔到那个兵营，奔了一处又一处；“每个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都知道他，都听过他说话。他当时的势力，在群众里和本部里，都可压倒一切。他是当时的中心人物，是那一页历史的主要的英雄。”由于托罗资基的建议，苏维埃组织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积极使表同情的工人武装起来，并使兵士和水手都有充分的准备，一等到克伦斯基的政府被推翻的时期成熟，即可发动。在别方面，托罗资基和其他布尔希维克的领袖对外都不愿承认他们的用意，就是社会主义的各派代表迫着询问他们，也设法敷衍闪避，不让他们知道。但是当时的困难确也很大，关于这次叛变的企图，不但各派反对，使布尔希维克陷于孤立的地位，就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有不同的意见，不能一致。列宁看到自己一派内还有这样的分裂，也觉恐惧，乃从他所藏匿的地方放出一个炮弹来——发出他的“写给我的同志们的信”。他老实不客气的这样说：“如拒绝此次的叛变，就是拒绝把权力转移给苏维埃，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仁慈的’布尔乔亚身上……你们要末加入自由主义者，公开反对这个标语：‘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要末只有叛变。此外没有中立的余地……”至于有人争辩，说布尔希维克已陷于孤立的地位了，又说发出反对此次叛变的宣言，有孟希维克，有国际主义者，有左派社会革命党，《新生活日报》的一派，以及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却这样说：“直到现在，我们已使那些迟疑不决的人受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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