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青年的胃口特别好，食量特别大，而女主人家里的饭菜却极其有限，不够他的一饱，这倒不是一件易于对付的尴尬工作。郁佛令诺夫殷勤贡献给他的一番好意，在高尔基实感觉到烦恼而苦于无法享受！
这便是关于喀山的一场梦！高尔基也不愿再累他的女主人了，免得她吃饭的时候再来请他入座，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外面东跑西走的飘荡着，如遇着下雨的天气，跑也不好跑了，便蹲伏在隔壁烧坍了的屋子里漏得一塌糊涂的地室里面。后来高尔基追述这件事，开玩笑的说道：“这就是我的许多大学校里面的一个！”他要想进喀山大学的一场梦既清醒了，他知道了此路不通，便尽力寻觅替代的路，在漫长的雨天，躲在臭味四溢的地窖里，一个人独自沈思着，筹划着，梦想和现实交萦于脑际。幻象的消灭并不使他灰心。他告诉我们，他获得梦想异常的冒险事业和伟大的英雄的行为的能力，这种梦想的能力，在他生下陷入困难的时候，能振作他的精神，坚强他的意志，排除他的烦闷，鼓起他的希望，督促他的进取；又因为所遇着的困难的时候既多，他的这种梦想的能力愈益锐敏了。他既不存侥幸的念头，希冀外面有助力到来，也不希望发横财的命运，但是他却渐渐的养成一种坚毅的意志，所遇的境况愈艰苦，他觉得愈坚强，甚至觉得愈聪明。他早就明白，人是由于抵抗环境而造成的。
高尔基所著的自从喀山时代以后的追忆录，就用《我的大学》做题目。这种题目似乎不无含有愤愤不平的意味，因为当时他进不得实际的大学校，仅以他所处的社会算作大学校。但他在事后追想，却并不怀有这样怨恨的意味。他有这实际经验过了三十年后，才把此时的情景追忆着写下来，这记录却反映着平心静气的回顾，并且颇有哲学的幽默意味。学校围墙以外的实际的教育，比之正式的徒重文凭的教育，由托尔斯泰伯爵及其左右所指使的教授们略给一些与少数特权阶级的教育，两相比较，那前者是广阔得多了，深切得多了，有生气得多了，高尔基既不能加入特权阶级所入的学校，只得仍继续从前所受的教育训练，即从前所做过的跑腿的杂差，清道夫，厨房工役，以及其他为“女厨子的孩子”所尚能做到的种种职务。但是这个十五岁的瘦长的孩子，形状粗陋，生着一个惹人注意的鼻子，虽仍在中学校的年龄，到了这个时候，就艰苦备尝一端而言，可算是羽毛已丰的成年人了。他此时所选习的课程，是在长时期内切实的彻底的研究种种实用的价值，概念，和人类的相互关系。后来高尔基回顾到他在此时所入的“大学校”，对于这些“大学校”所教给他的知识和经验，一定是觉得十分满意的，虽则他在当时为着受这教育所付的艰苦备尝的代价是很大的。
在他的许多“大学校”里面，伏尔加河可算是他的最忠实的母校。在她的广大的河面，以及沿岸的无数的地方，他学得许多人生的知识经验。他到喀山不久之后，沿着伏尔加河的这个喀山埠头又和他结不解缘，这固然因为他不得不在这上面谋些生计，也因为这引人入胜的伏尔加河和沿岸的人民使他萦念不忘。在这个地方，现实和幻想又在他的生活里混合起来了。据他后来的追述，他在码头上每天能赚得十五个或二十个戈比克。在这个地方，他和那些脚夫，以漂泊为专业的人，以及其他干着偷偷捏捏不便公开的职业的人，混在一起。他说当时觉得好像“插入烧得红热的煤炭里面的一根铁条”——每天都给他充满了许多尖锐而令人兴奋的印象。在他的眼前，熙来攘往的都是一班毫不掩饰的贪婪的人，粗率本能的人，他却喜欢他们对于人生的痛恨，对于世界的嘲笑的态度，对于他们自己的满不在乎。他的个人的经验使他羡慕这些人，在他的心坎中唤起一种欲望，要投身加入他们里面，和他们同甘苦。如同在尼斯尼诺伏格拉一样，后来在喀山，在阿得萨（Odessa），在里海沿岸，以及在他的“大学校”时代的全时期里面，他总是不由自主的倾向于最下等的人们。躬自亲历下层的生活，而又能活着把所经历的这种下层生活，著书告诉我们，在这类的著作家里面，高尔基大概是最与下层的生活有更亲切的接近。但照他自己说，他虽和下层的生活有更亲切的接近，却从来未曾乐而忘返的完全沈沦下去。和那班不负责任的人混在一起，有的时候诱惑力是很强烈的，当这种诱惑力最强烈的俄顷，高尔基的批评的观察的态度每能把他提住，不让他撞着下层的底面去。也许尤其是因为他梦想着外祖母所讲的仙境和玛高德皇后的豪侠武士，这种奇幻的梦想好像做了他的救生圈，在不可及的绝顶和太易接近的最低点的中间，把他悬提着。他做了下流人的一个亲近的同伴，效法他们对于人造的道德信条及标准完全不顾，但是却不肯随同他们违反摩西的十诫，无论是其中的第六条，或第八条，乃至仅属第七条。在喀山的窃贼里面，其中有几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也颇为羡慕的，但讲到他们的偷窃勾当，高尔基总不肯参加，这究竟是为着何故，高尔基后来的解释似乎不甚清楚。他说：“当时依我的已往经验的趋势，就是加入这班窃贼同干，也是很自然的。我要力求上进和要求学的希望，都成了泡影，也迫我跑到他们的路上去。在饥饿，怨恨，和痛心的时候，我觉得可犯的罪名甚至不仅反抗财产的神圣制度。可是青年的幻想阻挡我转到这条我势将踏上的路。此时我已读了好几本正经的书，这些书在我心里唤起我所要渴求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我固觉得不明白，但总觉得比我在当前环境中所看见的东西都更有意义”。
高尔基在码头有时做做脚夫，并常和该处的下等社会中人接近，但同时却不因为做了这种工作和交际，便断绝了和知识阶级接触的机会。前一种人使他在精神上的不安宁为之停顿，后一种人却唤起他在精神上的不安宁，但是他自己却也不是随外物为转移，他有他的常识，有他的合理的行为。其实他所愿交的知识阶级，就经济方面及社会的地位方面说，仍和码头上的人物相距不远。若由达连诺夫伯爵看来，仍可斥他们为“女厨子的孩子”。此时高尔基所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劣迹昭彰人言啧啧的公寓里，这个公寓名叫马鲁索夫卡（Marusovka），他在这个公寓里的楼梯下面一小间里，和一个学生名叫卜勒纳夫（Plet-nev）共榻。卜勒纳夫穷得连房租都付不出，但是他善于弹手风琴和唱着感人心脾的歌曲，使得那位房东太太——一个壮健姣好的老鸨——听着为之意夺魂销，和她的一钱不名的房客发生热烈的感情。马鲁索夫卡是一所庞大的破旧的屋子，里面住的人有饥饿的学生，妓女，和“早就该死而未死的人中鬼”。高尔基依照卜勒纳夫的建议，开始作有系统的阅读，目的要考得一张乡村教师的文凭。他觉得他的这种工作难极了，尤其觉得讨厌的是文法上的呆板格式。但是不久他才知道他的年龄还够不上担任教师的位置，于是他“欣然的”抛弃最后一次想受正式教育的企图。他既把这个最后的企图抛弃之后，仍受他自己的自由的实际的教育，在马鲁索夫卡的走廊上跑来跑去，实行他的老本领——观察。这个地方，嘈杂营营之声，自从早晨到午夜，都不停息，又因在那个世界里，秘密处所既不容易有，也为各人所不需要，所以这位观察者容易辨别声音之所由来，容易观察其中的趣剧和悲剧。他在那些潮湿的走廊上嗅着酸的刺鼻的气味；他静听着缝衣妇的缝机的辚辚声，歌剧团的歌女的练唱声，准备作教会里的唱诗者的神学学生的低唱声，好像发了狂的喝醉的戏子的怒骂高唱声，喝醉酒的妓女，他们的嫖客，以及她们的老鸨的神经昏乱的急叫声——每当这样的时候，高尔基总是问着他自己这个老问句：“这一切的一切，究竟为着什么？”在当时，在后来，他都找不着适当的答案。但是如同在此时以前，以及在此时以后，这位观察者的好奇心，使他就事实作缜密的观察，却被寻觅真理者之好作怨言，更有效果，更有价值。
在这个马鲁索夫卡“大学校”里面，高尔基对于形形色色，各种程度的文化和伦理，获得深切观察全景缩影的机会。有位发狂似的商人也住在这个公寓里，据他说住在这里是要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他每隔几时就请同屋里的房客到他的污浊的房间里去聚会，到的男子和妇女们，讲到他们的人生观，可算是各从不同的星球上降临的。遇着这种时候，高尔基又得尽量观察的机会。
由于郁佛令诺夫和卜勒纳夫的介绍，高尔基渐渐认识一班知识阶级中人，这一班人可以代表过渡的十九世纪，这些人物，后来他在所著的《旁观者》（“Bystander”，即《克林·珊姆金的一生》“The Life of Klim Samgin”第一卷）里颇有讽刺的描写。二十年前，在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都有一种见解，认为他们所以获得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知识和文化，其代价是在压迫一般平民，使他们屈伏，使他们无知识，他们在良心上因此觉得难过，于是想出一种自赎的政策，这就是要解放一般人民，要增进他们的知识。但是解放要靠知识的增加，而增加一般人民的知识，在专制政府中人却因为要自保生存而不得不加以阻碍。因为要打破这种恶毒的圈子，这班青年理想家便自己奋身起来对政府作不平等的斗争，决心要消灭它，或至少要用革命的恐怖政策来强迫它让步。他们对于所谓“人民”的爱，对于压迫阶级的显明的痛恨，使得这班社会上的享着特权的孩子们，虽在平日是文雅而温柔，此时对于枪杀敌人，炸杀敌人，却能毫不顾恤，百折不回。因此在几年里面，有少数用恐怖手段的激烈青年，不为囚狱，充军，和枪决所恐惧，继续实行他们的惊人的活动。最后到一八八一年三月，刺杀沙皇亚历山大第二，达到了最高峰。
可是这些革命者的英雄的行为，都没有达到他们所抱的两个目的。在一方面，大多数人民的惰性，并不因枪杀和爆炸的隆隆远声所摇动；在别一方面，虽铲除了十几个贵人，虽甚至铲除了沙皇自己，也还不能使政府屈伏。不但如此，反而变本加厉，亚历山大第三的统治，比他的柔弱寡断的父亲还要来得反动，反而压迫得厉害。其先赞扬这些勇敢无前的斗士的社会，满望着在此事成功之后可以获得利益，看见屡次失败，到此时已觉得恐怖政策之可厌，渴望和平，即出任何代价以求得此和平，亦在所不惜。俄国的最伟大的人物，托尔斯泰（Tolstoy）和杜斯吐维斯基（Dostoevsky）不自觉的替这个妥协的屈伏的时代唱着主要的音调；前者是由于对罪恶不抵抗主义，后者则在演说中警戒国人：“高傲的人，降卑你自己吧！”于是普通的一般公民就利用这些深远的思想来文饰他们的浅陋和怯懦。这种徒劳无功的感觉甚至侵入革命的青年里面去，这些革命的青年就是一八八一年三月行刺亚历山大第二事件发生参加恐怖政策所余下的。他们原把一般农民看作如何的神圣，如何的合于他们的理想，现在都感觉到这种理想露了破绽了。他们乃发生疑问，觉得这班农民似乎不值得知识阶级的牺牲；这种怀疑竟有遗毒于革命青年的心意之倾向。不但如此，此时因工业的发展，城市中的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渐渐抬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渐渐的巩固它的地位，对于“民粹派”攻击不遗余力；这班“民粹派”中人乃相信俄国可跳过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直接跳到乡村共产主义的天堂里去。
高尔基渐和这班暗怀革命传说的喀山大学学生和其他知识阶级中人接触。他被人介绍给一个“民粹派”中人，名叫达伦科夫（Daronkov），他在一条静僻的街道上开了一家普通商店。将商业上的收入都用于这种革命的工作，把店后面的几个房间用作革命朋友秘密聚会之用。高尔基也有机会参加这种秘密会议，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是含有神秘和危险性质的冒险事业；如被警察探着了，参加的人便有入狱或充军的份儿，或两者同时要尝到的。此外在参加这种冒险的事业里面，高尔基觉得也许那些有学问的人能够解答他平日所感到烦闷的无数问题。到会的人里面，大多数是本地大学校的学生，并夹有一些充军到西比利亚回来的人物和由都市驱逐出来的学生。这班人都是年青，喧哗，易动感情的，聚起来讨论辩驳，往往是很激烈的，攘臂叫号，各人把所带来的厚厚的书籍里面的话，证明他们自己的议论。高尔基对于他们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是准备很不充分的。他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真理，反因说话说得太多，使我寻不着头脑，好像穷人所吃的薄汤中浮着几小点脂肪似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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