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允许替高尔基在这个较大规模的店里提议每月十卢布，做他的高等助手的工资。这提议究竟通过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有一事却是确然无疑的：那就是高尔基在职务上没有偷闲的机会。他的规定的服务时间是由每晚六时起至第二日的中午止；但那位糕饼师傅见他伶俐，几乎一切工作都推给他做。除要搓面团和烤面包之外，高尔基还要把烤好的货物亲送到达伦科夫的普通商店里去，还要把一篮一篮的这种货物分送到各机关里面去。在神学院的饭厅里，他要把甜的小馒头分散给学生吃，有的赊帐，有的付现款。他这样在他们早餐桌旁跑来跑去的时候，也参加他们的谈话和辩论，例如关于托尔斯泰的讨论，或者竟谈到政治的问题，不过要特别谨慎就是了。他偶尔依照“民粹派”中人的指示，把犯禁的书籍及阴谋的文件，藏在馒头下面，偷散给他们看。
高尔基把他的有限的余暇用来和许多种类的人谈话，或倾听他们的谈话，此外还用于读书。在安静的时候，他已在尝试用笔写些东西：在夜里，当他正在等候面团涨起来的时候，他便急急忙忙的写他的韵文，大部分都是属于讽刺的方面。除了达伦科夫店后一班知识阶级外，他所认识的朋友里面还包括有若干有趣的工人和手艺工匠，以及各种社会阶级里几个奇怪的人物，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着码头上的同志们和从前同事过的糕饼匠等等。这一切人，或多或少，都给他机会了解俄国及人情世故，使他好像在“大学校”里肄业，后来他把这里面考察所得，写成有声有色的文章。
他在当时这种“大学校”里所读的“科目”，真是形形色色，种类繁多！他在喀山所认识的朋友里面，竟有一个警察，名字叫做尼基福立区（Nikiforych）。我们要知道，在旧俄的时候，一个警察是最普遍的被人痛恨和贱视的动物，他的许多绰号里面有一个就叫做“飞罗”（Pharao，古埃及压迫以色列人的暴君的名字）。但是高尔基既立于“大学校”里一个“学生”的地位，他对于科目上的题目并没有选择的自由，而且并不是他选择尼基福立区，却是尼基福立区选择到他。这个鬓发已白的勇敢轩昂的“飞罗”，早就常注意到在他管辖区域里的这个可疑的青年。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的那个房客混杂的公寓，名叫马鲁索维卡，就是这个警察所最喜到的最有效果的猎地，常常在这里面拘捕着政治犯的就是他；忍耐的察看青年卡勒纳夫的行动，乘他正在印刷秘密宣言的时候，突如其来把他捕去解到圣彼得堡的，也是他。当然，他也看出这个显然异乎寻常的孩子，高尔基，是那班码头脚夫的昵友，糕饼匠和其他工人的同志，并是被他所深恶痛绝的知识阶级的朋友。于此有件偶然碰巧的事情：糕饼师傅所姘的那个“亭亭玉立的女子”，就是尼基福立区的干女儿。这个远“亲”的关系，更给这个警察一种凭藉的机会，把他的罪网张开到这个糕饼师傅的助手身上来。他屡次在街上故作无意中和高尔基攀谈，这位喀山的福尔摩斯很想用巧妙的探法，使高尔基自认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在事实上高尔基确曾读过，但这个警察所注意的，当然不是文学上的问题，是注意托尔斯泰所著的几本犯禁的小册子。这样的在街上好像偶然碰着的谈话有过几次之后，这位“飞罗”就请高尔基到他的家里去“喝一杯茶”。就是不及高尔基那样灵敏的人，也看得出尼基福立区的这样勾搭是另有作用的，在高尔基当然是心里明白，不过为着好奇心，他决定去跑一趟；况且在他把此事和达伦科夫一班人商量之后，他们也觉得如果不去，越使这个警察对于他们所开的那家糕饼店要增加猜疑。
关于当时访问的情形，高尔基的追述里这样说：“于是我就去尼基福立区的家里去拜访他。他所住的那个小穴里，三分之一的地位被一个俄国的炉灶占满了；还有一个三分之一的地位是放着一只双人榻，前面挂着印花棉布的帷帐，榻上堆满了如山的红色粗绒布套着的枕头；其余的地位所用着的妆饰品是一个食橱，一个桌子，两张椅子，近窗口还有一张板凳。尼基福立区的制服解开了纽扣，就坐在这张板凳上，他的身体掩蔽着这个唯一的窗口。在我的旁边坐着他的妻子，她是一个胸脯丰满的年约二十岁左右的妇人，生着一副玫瑰红的面孔，一对奇异的灰蓝色的含着狡猾和包藏祸心的眼睛；她的焕发红色的嘴唇时时变动着努着装腔作势。”此外还有个特色，这位警察太太居然用脚在桌下和这位来宾勾搭；当她的“军神”不在注意的时候，竟敢公然的和他眉目传情。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高尔基好像上着一“课”关于俄国一般反对更变政策者的政治观。关于这一“课”，高尔基有下面一段怪有趣的追述：
“‘一根看不见的线——你懂吗？’他这样的问着我，问的时候他睁圆着眼睛注视我的脸，那对眼睛睁得圆圆的，好像有了什么使他惊吓的样子。他接着说：‘譬如你把皇帝当作一个蜘蛛……’
“‘啊！上帝保佑你！’他的妻子叫喊了起来。
“‘不要多嘴，你！我这样说，不过是要求得明瞭起见，你这蠢货，这并不是有意毁谤，你这雌马，把茶缸拿开！’
“皱着眉毛，半闭着眼睛，他严肃的接下去说道：
“‘一根看不见的线——好像蜘蛛网上的线一样——由当今皇上亚历山大第三做中心，向外展布出来，经过省长以及其他等等官吏的等级而达到我自己身上，甚至并达到军队中最下级的兵士。大家都受着这根线的束缚和联系；皇上的沙皇国之所以能永远维持下去，就靠这根线的无形的势力。至于讲到那些卑鄙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某种俄国人——他们都是受了背约的英国女皇的贿赂，一有机会，就想打断这根线，而在表面上，却自托于为人民而干的。’”
据高尔基后来说，他对于当时知识阶级中的他的向导者和教师，谁都有相当的钦佩，但是他们里面没有一个能像尼基福立区把当时俄国国家的机构说得这样明确，说得这样活跃。他才觉得由中央的蜘蛛——也就是尼采所谓“冷酷的怪物”——做中心发出的看不见的线所构成的丝网，历历如在眼前。尤其可异的，是这位老年的警察在谈话中居然有好些地方和这位哲学家的意见不谋而合。例如当他谈起关于拘捕卜勒纳夫的事，他竟说出一大篇好像尼采痛骂基督教的怜悯和慈悲道德的文章。他这样说：“在《圣经》中讲了许多关于怜悯的话。其实怜悯是一件害人的东西。这是我的想法。为着怜悯，我们不知耗费了多少金钱，用在不需要的或甚至恶毒的人民身上，济贫院哪，监狱哪，疯人院哪。我们应该帮助强壮的健康的人民，这样才不致把力量耗费。我们如尽管帮助懦弱的人——曾有谁能使一个懦弱的人强壮起来？因为这样皂白不分的混在一起，所以强壮的人也渐渐的变成懦弱了，而懦弱的人却反而牵累了他们。这真是一件大可商榷的问题。这里面有许多需要重加考虑的地方。我们明白，人生久和《圣经》所说的离得远了，人生已向着自己的途径前进。例如关于卜勒纳夫的事件——他这样毁了他自己，究竟为着什么？为着怜悯！我们把钱施给叫化子，却听任学生们毁了他们自己。喂，这是否合理呢？”
这个老警察所说的这些话，使高尔基获得很深刻的印象。这些话和外祖母的仁爱及怜悯的宗教观念，可谓背道而驰。依高尔基所得的经验，已使他怀疑外祖母的态度在实际上的效力。在尼基福立区的话里面，他倒觉得含有某种的真理，不过感觉不快的是这种话竟出于当时为众所痛恶的警察的嘴里。据有些文学批评家的意见，高尔基所著的关于漂泊者生活的若干小说，似受有尼采学说的影响。高尔基自己曾经说过，他在书本里所看到的观念，很少不是他在实际生活中所已经听到的。实际的生活和书本，对于他都有影响，这是无疑的。但是书本里的知识究竟还是纸上空谈，他从实际生活中所观察的所经验的事物，叙述起来自有其真确的活跃的特质。尼基福立区的一番谈话，对于高尔基，比他后来所读的好几本关于尼采的学说，影响更大，也就是这个缘故。
这个时候，高尔基正在苦求一种世界观，所以尼基福立区所说的具有暗示意味的话，正打动他的心弦。他此时正在很激切的寻觅一种出路的公式。民粹派中人的说法，在他看来似乎不切实际；而对于这一派的政敌，刚在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驳论，在他的心里也尚未有明晰的反应。他有一次跑到城外一个荒废的屋子里，参加一个半夜的聚会，在这个聚会里，卜勒哈诺夫（George Plekhanov）宣读《我们的歧途》一文，大家辩论得非常激烈。当时青年邬立恩诺夫（Alexander Ulyanov）和他的同党（都是从前的喀山大学学生）因谋刺亚历山大第三被枪决，民粹派中的英雄主义已成十九世纪的回光返照，同时由国外对国人大声疾呼的有卜勒哈诺夫，爱塞尔洛（Axelrod），杜资（Deutsch），萨索立区（Zasulich），他们都是从前的民粹派中人，此时他们都从幻想的梦里觉醒了过来，树起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旗帜，领导革命的青年。十年以后，这个新运动的领袖里面，有一位就是邬立恩诺夫的弟弟，名叫佛勒底密尔（Vladimir），他的更著名的名字就是列宁（Nikolay Lenin）。当时所聚讼纷纭的问题是异常重要的。他们所争辩的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俄国——在最近的将来，应采用那一种？从事农业的农民，还是工厂的工人——那一方面更需要革命运动的立刻注意？假使马克思是对的话，依据经济的定命论，把个人的地位降至零度，那末民粹派的个人的英雄主义便是儿戏了，但是这样一来，未免亵渎以前以身殉主义的烈士！他们对于这种种，引起很激烈的辩论。高尔基也在旁倾耳静听着，但他所听到的只是个人的强辩，彼此互作凶狠的攻击，在任何一方面，都嚣然各作张大其词的议论，以致此事的真理所在，反而湮没于高谈阔论和香烟浓雾里面。
高尔基对于人生愈益感觉到它的复杂。他的疑问和问句愈多起来，愈难寻得相当的答案，甚至于连讨论都不容易。因为尼基福立区对于高尔基所服务的糕饼店既加以注意，学生们觉得常到此处不稳妥。高尔基很羡慕这些学生，心里异常的嫉妒他们。当时的这些大学生都是暴躁如雷的，有的为着政治的理由，而且有的也为着大学本身的事情，和学校当局捣乱。高尔基所不能了解者，任何人既得享受在大学校里读书的权利，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苦痛，要那样掀风作浪？他告诉我们，假使在那个时候，有人给他在大学校里读书的机会，即所需要的学费要每星期日当众用鞭打他一顿，他也情愿容纳这个条件，一点不出怨言。
“我把我自己怎样办好呢？”他继续不断的问着自己——没有人可供他请教。他年龄渐大，已到十九岁了，自觉自己的样子生得多么呆笨，如同托尔斯泰在他的青年时代一样，对于自己很觉得讨厌。同时他装满了一脑子的问题，印象，和经验，但无法整理解释，好像挑着重担；青春的精力盈溢，筋肉强壮，但在性的方面却仍然贞洁，羞怯不前；要想将他的疑问和沈思所得，和朋友谈谈，宣泄宣泄他的烦闷，但是没有人了解他，使他感到悲怆和孤独。正在这个时候，他接到由尼斯尼诺伏格拉一个亲戚寄来的短简，告诉他关于外祖母逝世的消息。她在未死以前，竟做了乞丐，将奔乞所得，用来帮助若干懒惰的年青的亲戚。有一次她正在行乞的时候，忽在教堂的甬道上滑一脚跌了一交，把她的一条小腿跌断了，后来因为没人照顾，不久即患脱疽而死。高尔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全身为之震颤。他在夜里坐在一个教堂广场的一堆火柴上面，独自一人呜咽着，极想把他的令人惊叹的外祖母的事迹告诉人。好几年以后，他读到柴霍甫著的《哀痛》一篇小说，里面叙述有个马车夫的儿子死了，关于他的儿子死的经过情形，听他诉说的唯一听者就只是他的马，高尔基不胜感慨，回想他当时独坐在教堂广场上哀念外祖母的时候，慰藉他的既没有马，也没有狗！过了几天之后，替达伦科夫料理家务的一个妇人问高尔基道：
“你为什么这样的不高兴？”
“不久以前我的外祖母死了！”
她听了竟觉得怪有趣似的，笑着问道：
“你异常的爱她吗？”
“是的，你还要听听关于她的别的情形吗？”
“不。”
当时高尔基所来往的知识阶级，对于他的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淡漠的态度，这个妇人可算是他们的一个可作代表的榜样。这班知识分子都把高尔基看作“尚须加以同化的原料”，无怪唤不起高尔基对于他们的同情，也鼓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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