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四书》用事之审。”推之甚至。今核其书，引经数典，字字必著所出。而《论语》“夏曰瑚，商曰琏”一条承包氏之误者，乃不引《礼记》以证之。又“时见曰会，众頫曰同”，与《周礼》本文小异。盖宋代讳“殷”，故改“殷”为“众”。乃但引《周礼》於下，而不辨其何以不同。皆不免有所回护。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孟子》“与楚将昭阳战，亡其七邑”一条，存中谓“《史记》作八邑，未详孰是”，不知司马贞《史记索隐》明注《史记》古本作七邑。是朱子称七邑乃据古本，原非谬误。存中持疑不决，亦失於考核。又如“三让”引《吴越春秋》，泛及杂说。而於历代史事每多置正史而引《通鉴》，亦非根本之学。然大概徵引详明，於人人习读不察者，一一具标出处，可省检阅之烦，於学者亦不为无补矣。
△《四书疑节》·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应星《序》，又有彭元龙《序》二篇。应星、元龙《序》，皆称“俊翁”，独立武《序》作“隽翁”，盖传写字异也。其仕履无可考。立武《序》称以“重吾榜”，应星《序》亦称“奕奕魁文”，知尝首举於乡矣。立武、应星《序》及元龙前一《序》，并侧注“经史疑义”字。元龙后一《序》，又侧注“四书经疑”字。而卷首标题，则作“待问集四书疑节”，互相参错。考俊翁题词，称科目以《四书》设疑，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盖《待问集》者其总名，《经史疑义》、《四书经疑》其中之子部。今《经史疑义》已佚，故《序》与书两不相应也。惟“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欤？朱彝尊《经义考》中载之，注曰“未见”。此本犹从元版传钞，其例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於前，列答於后。盖当时之体如是。虽亦科举之学，然非融贯经义，昭晰无疑，则格阂不能下一语，非犹夫明人科举之学也。
△《四书经疑贯通》·八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有《读书管见》，已著录。是编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谓其已佚。此本为明范钦天一阁旧钞，尚首尾完具。惟第二卷中脱一页，第八卷中脱一页，无从校补，则亦仅存之笈矣。其书以《四书》同异参互比较，各设问答以明之。盖延祐科举，经义之外有经疑，此与袁俊翁书皆程试之式也。其间辨别疑似颇有发明，非经义之循题衍说可以影响揣摩者比。故有元一代，士犹笃志於研经。明洪武三年初行科举，其《四书》疑问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二节与《孟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一节合为一题，问二书所言平天下大指同异（案此题见《日知录》），盖犹沿元制。至十七年改定格式，而经疑之法遂废。录此二书，犹可以见宋元以来明经取士之旧制也。
△《四书纂笺》·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詹道传撰。道传，临川人。其始末未详。是书略仿古经笺疏之体，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或问》，正其音读，考其名物度数，各注於本句之下，亦间释朱子所引之成语。如“真积力久”出《荀子·劝学篇》，“孝子爱日”出《扬子·孝至篇》，皆为证其出处。其所援引，亦间有牴牾。如《论语》“夏瑚、商琏”，朱子本引包咸旧《注》（案咸《注》久佚，此据何晏《集解》所引）。道传既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辨其异同，而复谓“夏曰瑚，商曰琏”本於《尔雅·释器》。今检校《尔雅》，实无此文，则道传杜撰附会也。又此书於朱子所引诸儒，皆详其名字、里居。而《孟子·尽心章》引陈氏厌於嫡母之说，实陈耆卿《孟子记蒙》中语。耆卿字寿老，临海人，见叶适《水心集》。此独失载，亦未免有所疏漏。然大致皆有根柢，犹元儒之务实学者。与张存中《四书通证》相较，固犹在其上矣。
△《四书通旨》·六卷（内府藏本）
元朱公迁撰。公迁有《诗传疏义》，已著录。是编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各以“右明某义”云云标立言之宗旨。盖昔程子尝以此法教学者，而公迁推广其意以成是书。其间门目既多，间涉冗碎。故朱彝尊《经义考》谓读者微嫌其繁。又如“樊迟请学稼”，不过局於末业，乃列之於“异端门”，与许行同讥。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本周室班爵之制，乃列之於“士门”，与处士一例，亦颇伤踳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门弟子、子思、孟子诸门，以人隶事，体近类书，尤为无所发明。然於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学问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详其次序，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要非融会贯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所引诸家之说，独称饶鲁为饶子，其渊源盖有自矣。明正统中何英作《诗传疏义序》，称永乐乙酉，因阅《四书通旨》而语及《疏义》，则是书行世，在《疏义》之前。顾明以来说《四书》者罕见徵引，近《通志堂经解》始刊行之，盖久微而复出也。句下间列异同，如“喜怒哀乐”一条，谓“右以体言”，而注“亦曰以性言”字；“允执其中”一条，谓“右以用言”，而注“亦曰以事理言”字；如是者不一，疑刊是书者参校诸本所附，非公迁之旧。其出自谁手，则不可考矣。
△《四书管窥》·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元史伯璿撰。伯璿字文玑，温州平阳人。据所作《管窥外篇》成於至元丁未，即元亡之年，计其人当已入明。然始末不可考矣。是编见於《秘阁书目》者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府学。是明初所行，已有二本。然刊本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钞，《大学》、《中庸》、《孟子》尚全，惟《论语》阙《先进篇》以下，盖传写有所佚脱。然量其篇页，厘而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欤？其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及饶氏、张氏诸说，取其与《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於下。诸说之自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凡三十年而后成。於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夥。其间有偶然问答未及审核者，有后来考正未及追改者，亦有门人各自记录，润色增减，或失其本真者。故《文集》、《语录》之内，异同矛盾，不一而足。即《四书章句集注》与《或问》亦时有牴牾。原书具在，可一一覆按也。当时门人编次，既不敢有所别择，后来读朱子书者，遂一字一句奉为经典，不复究其传述之真伪与年月之先后。但执所见一条，即据以诋排众论，纷纭四出，而朱子之本旨转为尊信者所淆矣。夫载宝而朝，论南宫者有故；越境乃免，惜赵盾者原诬。述孔子之言者，尚不免於舛异，况於朱门弟子断不及七十二贤，又安能据其所传，漫无厘正？伯璿此书，大旨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同。而因但为之刊除，伯璿更加以别白。昔朱子尝憾孔门诸子留《家语》作病痛，如伯璿者，可不谓深得朱子之心欤？
△《大学中庸集说启蒙》·二卷（内府藏本）
元景星撰。星号讷菴，馀姚人。据卷末宣德九年钱时《跋》，称得礼部侍郎蒋骥写本。骥《跋》题“庚辰岁”，当为建文元年。骥为景之门人，则星元末人也。前有星《自序》，标题为“学庸集说启蒙”，而《序》中实曰“四书集说启蒙”。《凡例》中如“孟子章指”云云，亦兼言《四书》。骥《跋》称讷菴先师用功於《四书》十年，去取诸说而为此书。《大学》已有刊本，而《语》、《孟》、《中庸》则未刊。时《跋》称得骥《中庸》写本。謄校刊梓。然则星本全注《四书》，骥先刊其《大学》，时续刊其《中庸》，而《语》、《孟》则已佚。通志堂刻《经解》，病其不完，并序文、标题改之耳。其书发挥颇简切，《大学圣经章句》“欲其一於善而无自欺”句注：“一於善，祝本改作必自慊。”於字句亦复不苟。又《传》之二章注“盘，邵氏谓恐是盥颒之盘”，《传》之四章注备引程子、饶鲁、吴澄之说，《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鄱阳李氏之说，皆与《章句》异同，亦非胡炳文等坚持门户者比。盖犹能自抒心得者也。书上阑附载细字，如《大学传》之五章载矩堂董氏之说，《中庸》第一章载饶鲁之说，亦与《章句》有出入。据钱时《跋》，称增鲁斋批点，勿轩标题，以便幼习。则时益以许衡、熊禾二人之语，非星本书也。其孰为衡语，孰为禾语，刊板一同，今则不可辨别矣。
△《四书大全》·三十六卷（通行本）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因元倪士毅《四书辑释》稍加点窜。顾炎武《日知录》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黄氏有《论语通释》。其采《语录》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则始於真氏。祝氏仿之，为《附录》。后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纂疏》、吴氏《四书集成》，论者病其泛滥。於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案定宇，陈栎之别号）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永乐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舛误”云云，於是书本末言之悉矣。考士毅撰有《作义要诀》一卷，附刻陈悦道《书义断法》之末，今尚有传本。盖颇讲科举之学者。其作《辑释》，殆亦为经义而设，故广等以夙所诵习，剽剟成编欤？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特录存之，以著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柢具在於斯，亦足以资考镜焉。
△《四书蒙引》·十五卷、《别附》·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经蒙引》，已著录。其作此书，初已有稿本而遗失，乃追忆旧文，更加缀录。久而复得原稿，以两本相校，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同未归画一者。欲删正而未暇，乃题为“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说。《虚斋集》有是书《序》，述其始末颇详。嘉靖中武进庄煦参校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辑成一书而刊之。书末又别附一册，则煦与学录王升商榷订定之语也。清人品端粹，学术亦醇。此书虽为科举而作，特以明代崇尚时文，不得不尔。至其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
△《四书因问》·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吕柟撰。柟有《周易说翼》，已著录。是编皆记其门人质问《四书》之语。《大学》、《中庸》各一卷，《论语》、《孟子》各二卷。然其中称柟为“先生”，又“先生”字或跳行，似乎非柟自作。卷首有“门人魏廷萱等校刊”字，当即廷萱等所记也。其书《大学》从古本次序，《中庸》亦从古本分章。所说多因《四书》之义推而证诸躬行，见诸实事。如讲“八佾舞於庭”章，因指在座门人衣服华靡者曰“此便是僣”之类，皆开示亲切，不徒为训诂空谈。柟文集佶屈聱牙，纯为伪体。而其解《四书》，平正笃实乃如此。盖其文章染李梦阳之派，而学问则宗法薛瑄。二事渊源各别，故一人而如出两手也。
△《问辨录》·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录。此编取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疑义》，逐条辨驳。其论《大学》，谓新民即明德中事，不应分之为三纲领。不知经文三“在”字显然并列，安能不区别为三？又论“贤贤易色”一章，谓人能如是，必其务学之至觉，“生质之美”四字，朱子可不必加。亦未深体抑扬语意。如斯之类，皆不免有意推求。至如伊川谓“敬事而信”一章皆言所存而不及於事，拱则谓节用使民，非事而何？又谓孔子之责臧文仲，正以其贤而责之备。如斯之类，则皆确有所见，足以备参考而广见闻。郑汝谐《论语意原》，颇与朱子异同，而朱子於汝谐之说反有所取。朱子作《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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