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同失效及愈加严重的“三角债”问题，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正在发生劣变。
“兔子不吃窝边草”这种以前的强盗都要奉行的准则，竟为“杀熟”（即专门以親朋好友为行骗对象）所代替，不少杀人抢劫、拐卖人口、绑票这类刑事犯罪案件发生在熟人、朋友、老乡之间，人和人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一个每年在公款吃喝上要挥霍将近2000亿元，在洗桑拿浴上要花掉100亿元，在吸毒上要消耗上百亿的国家，绝对不是一个善用财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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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自从中国经济改革开始，自发私有化进程推进得相当迅速。那么中国人是在一种怎样的伦理观念支配下完成这一过程的呢？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缺乏伦理规范的市场游戏，经济伦理观念也正陷入一种严重混乱脱序的状态，有必要作一全面理论检讨。
所谓经济伦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市场交换中的道德秩序。分配法则和占主导的价值体系，如对财富的追求、使用和管理。本章限于篇幅，不可能对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变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上述3个问题进行分析。
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的不同步变化
10多年改革最显著的特，或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或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在10多年中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代替，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出现。
近10多年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经济伦理这三方面的变化极其不同步，总的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迁严重滞后，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要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用各种社会压力强制社会成员表面上遵守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短短10多年时间内陷人士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社会成员失去了理想，生活成了纯粹的买和卖。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往往被误解成西方的“个人主义”）、以邻为壑的地方主义、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人心浮躁飘蕩，行为混乱失序，不少社会成员连起码的道德感都丧失殆尽。为了追逐利益，不少人不惜损害他人、损害整体、损害民族、损害社会。政府不得不一再强调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公众安全感下降。
奉献型经济伦理，在物慾的冲击下如此不堪一击，正好说明了它完全藐视人的求利动机，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性。它之所以在社会上一度成为主流形态，从较浅的层面看，是依赖于意识形态强有力的约束。但往深一点看，实质上更有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支撑。当人们舍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之外无法以别的方式谋生时，其行为自然也就遵循政府划定的界限。一旦奉献型经济伦理的支柱——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变化，这座在沙滩上昔心构筑的伦理大厦自然也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可以说，近年来社会政治道德日渐败坏，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这里有人们不得不思考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在财富的冲击下，奉献型经济伦理会如此不堪一击？中国以“安贫乐道”为主调的传统经济伦理，为什么在全社会群情汹汹追逐利益的潮流中见不到半点影子？对传统经济伦理到底扬弃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它在目前经济伦理剧变中到底起了何种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这种公民社会奠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上，有其道德基础，即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其全部法律制度也以此为出发点。而中国现在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竟会出现这种以社会整体生活的理想和道德准则作交易的局面？人们追逐利益时，往往是以损害他人（或国家、集体）的权利，甚至损害他人的财产和生命为前提，以此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到底值不值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还是为了求得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上面这些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凡有社会良知的人都在思考。凭心而论，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状态，并非“开放”带来的“外来”影响。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任何社会的人都存在对财富的贪慾，和其它制度相比较，资本主义恰好更多地是对贪慾的一种抑制或理性缓解。对西方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功利性确实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但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早已建立起相当完备的法律制度，比较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对功利的追求限制在不损害他人生存的范围内。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烈变化，最引起研究者兴趣的问题应该是：就在对“道德人”和“道德经济”的批判尚余音袅袅时，就出现了令人惊诧的“道德大滑坡”。而人们的道德伦理观总是从他们所处时代的实际关系引伸出来的，这中间的剧变说明，一定在中国人表面上还是“道德人”的时候，在民族心理的深处，已埋伏下某种导致日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