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国有资产流失的成本有多高，以及这些流失到私人口袋中的钱有多少能转化为生产资本。根据笔者多年来与不少局内人交谈而产生的调查体验，伺有资产流失到个人口袋的成本大约是7：3，即每流失1万元国有资产，其中有70％的资产要作为掩盖这种流失的“成本”，在无数中间环节流失、沉淀（其结果是刺激了黄色产业的畸型发展），那30％也还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内的生产资本，相反倒是转化为国外的购买力，大量的事实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将来源不明的财产大规模地卷逃至国外。反过来说，如果一个腐败者贪污到手了3万元，国有资产的损失绝对不是这3万，而是要以10万来计算。以此观之，腐。败绝对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动社会转轨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
这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不会想到，他们想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这一路径指。向已不仅仅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经验，而是已现雏形的中国现实。在本书的前六章中，作者对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金权政治”做了分析，在第八、九、十章中都剖析了“黑白合流”这一问题在中国的现实性。要知道，这并不是作者为作惊人之语而发的“新论”，而是建立于大量事实基础之上的实证分析。
“代价论”或日“腐败有利论”之缺乏道义和社会良知，还在于他们在设想中只将腐败面限制在经济领域，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渗透到司法部门之后，只会导致公义退位。而“作为公平的正义”本应是”不受存在的需要和利益支配，它为对社会制度的评判建立了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司法部门只会变成“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说，这种“代价论”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嘲弄。试想，如果现在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也是按照腐败有利的原则来办事，只怕是劳动者根本没有权益可言，《劳动法》将成为聋子的耳朵！因为任何一个老板，包括国有企业的“假老板”，都在经济上比他的“打工仔”们更具经济优势，更能通过贿赂而使“正义”倾斜到自己这边。他们更没想到，腐败一旦蔓延到全社会，其结局绝对不会只限于通过贿赂越过条条框框办事以获取经济利益，而是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整个社会变成坏人和无良者为所慾为的天堂。人的生存意蕴也会堕落不堪，连最能张扬人性之美的两性情爱也会堕落成金钱和[ròu]体的买卖。
1996年8月26日，韩国那场引起世界注目的“世纪审判”以两位前总统受到严正制裁而告落幕。这场审判对亚洲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韩国经济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由于高层政府首脑贪赃在法，导致中下级官员纷纷仿效，在日常生活中，装有手续费、加急费、礼金等的小包成了生活必需品，贿赂和回扣成为民众办事所必须的“敲门砖”，黑金政治当道，特权经济盛行，红包文化泛滥，贪污贿赂成风。最终造成经济资源严重错置，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出现了“韩国病”这一流行腐败综合症，韩国也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高度腐败最终严重制约了牡会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在1992年年度报告中把韩国从“四小龙”队列中剔除出去。
这一次韩国的“世纪审判”，与其说是审判这两位前总统，勿宁说是审判韩国的黑暗历史。它对亚洲有非同小可的意义，这次审判提醒亚洲，现代化应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如果人民创造的财富都被权贵贪污挥霍，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有什么意义？这次韩国通过“世纪审判”来清算黑暗历史，昭示着韩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必须走出“黑金政治”状态，朝着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行进。这场以反贪污腐败为目标的“不流血的革命”，其意义早超出了国界，为纯洁亚洲的价值观做出了贡献，也为亚洲其它国家反腐败提供了榜样：只要下定决心，就有可能将腐败这种政治之癌根除。
在韩国忙于清算“黑暗历史”并不断在反腐败的同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腐败会推动社会前进，牺牲公正就能换来经济发展？韩国经验昭示给我们的是：为纯洁中国人价值观做出努力的时候到了。
应当承认，学者们主张腐败有利也好，反对腐败也好，都不能从实质上改变当前的腐败现状，因为决定社会现状的毕竟不是这些声音。但是学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高层次群体，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声音却代表了社会良知。部分学者在腐败已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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