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如果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其它国家进行比照，大家可能会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问题得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对研究者来说，这些年来不管是从事经济学研究，还是从事社会学研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只从某单一学科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最后都有力不从心之感。以经济学为例，这些年来，不少经济学者避开转型期中那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采用经济学的技术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如研究劳动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较生产率的差距、收入弹性上的差距、资产收入、雇佣者报酬、政府消费支出、民间消费支出、国民总资本形成、技术社会知识的积累、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看起来论证似乎都挺严密，但最后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会发现自己的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癢。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学术语言与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学术论文，最后都落人了一种时人讥评的境地：既不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的科学预测，更不是对已发生的事情的客观总结。这种情况足以让研究者反思经济学的本质：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问题：研究视野尤须扩展到经济学之外。因为“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而不是让经济学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冈纳·缪尔达尔语）。和别的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家建立荣誉金字塔的底座是公众的信服。避开一些对改革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问题，如权力这只严重变质的手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办法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有切中要害的认识。
这些年来，思想界人士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是采取一些边缘性探讨的方式，如批评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想到哪改到哪，哪儿容易先改哪儿的“撞击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从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变革相互推动的整体过程，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相互协调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类探讨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深入探讨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论准备。但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对中国这些年来发生的实际变化进行理论梳理。这种理论梳理不是拿着外国人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而是需要认认真真从经验性体验出发，告诉世人我们已经走过了哪些路，这条路将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而不是一条别的什么路。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生活所蕴含的意义实在太过丰富，无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还来不及彻底了解这些变化对现实的意义，更谈不上确定这段时期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什么样的地位。对于正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唯有冷静地观察社会，纪录中国当代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学术研究中去，认真研究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才能为后世国下一点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观察社会变动时，作者发现，并不是一切社会变动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经济如此发展的前提条件，如以“股份制改造”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给模式改革这两项措施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寻租者充分利用了它们的弹性——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任何制度的设计必须要有一定弹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给人钻，否则社会就丧失了活力；但如果弹性太大，则会导致这一制度本身的失败，让社会为之承担代价，这一关系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代价的关系。
经济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尤其是公平与社会正义的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经济伦理问题。早在1959年，为了铲除阻碍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联合国提出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后来成为主流的发展概念。联合国基本确认经济发展应该优先，井将经济发展视为解决后进国家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贫困、恶劣的劳动条件、家庭及地域共同体的解体等等）的手段，把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称之为社会发展。这一观念的提出，为以后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问题引入了“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此后，曾在联合国长期任职的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karlmyrdal），在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必须研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认为不平等是这些国家获得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一想法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不仅是普遍贫因和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的原因，而且同时也是其结果，更大的平等是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的前提条件。
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就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但是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如何使中国人“道德复苏”才是真正的难题。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将伸向何方，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解决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安定的政治问题，它隐含了一个社会的经济伦理内核，必须要超越经济学范围去进行伦理追问。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10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乎还没有人对上述这些政治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的伦理追问。
对资源分配中不平等问题的伦理追问
从名义上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一切社会资源都属于国有，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起点的不平等引起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中国没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从土地市场开放以来，却确确实实存在一个土地的占有和使用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全部国有资产名义上也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国有资产的使用这个环节上，却确实存在国有资产巨大流失的问题。于是这10多年改革中，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经济现象：在房地产热这一原始积累的神话中，物质进步导致地价上升，土地虽属于公有或集体所有，但地租、地价对社会劳动成果的瓜分即土地价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却归少数人纳入私囊，国家通过出让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积累。国有资产流失的结果是企业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而这些亏损企业的负责人却有不少竟能跻身为富裕阶层。推而广之，在目前的财富占有问题上都存在财富来源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必须对之进行伦理追问。这些追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两方面：
1、弄清由于资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财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义公平等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
2、如果当前的绝大部分人的财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那就应该进行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虽然这种评价不能够改变财富的占有状态，但至少表达了对社会现状的一种人文道义精神；这种理论征伐虽不一定对政府政策有直接影响，但至少可以让社会公众知道何者为是，何者为非。对于能够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来说，通过这种追问至少可以使他们的价值观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廓清和纠正，因为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
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公平和正义的前提出发，对转型期资源分配不公产生的财富占有进行伦理追问，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迈进，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上产生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经济学如果对财富的占有不进行伦理追问，将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而流于纯技术性操作。
这种伦理追问虽与现实政策之间距离遥远，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中，作者从社会制度与经济政策、经济行为的关系出发，着重考察分析中国近10多年来的自发私有化趋势及社会的事后反应，并对所有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伦理追问。书中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实际调查的感受，是作者通过对社会各阶层，包括公务员、工商界人士、律师、新闻界、工人、农民以及无业人员等各界人士进行多种形式的非正式采访后形成的。
本书导论、结语部分的侧重点在于对经济及社会发展作一些规范性的研究，在前六章中，以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并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作一纵轴，通过几次资本积累gāocháo来展示：在特定历史条件限制下，中国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来完成这一在其它国家需要历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是在一种怎样的经济伦理观念支配下展开追求财富的活动的。
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要算是分配不公。其实这里有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国为中国这些年的问题不是出在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而是出在市场前权力分配作用下的资源配置中。所谓“资源”有无形资源和有形资源两种类别，无形资源是一些经营特许权，如房地产经营权、某类物质的进出口权、股票上市等等；有形资源如上地、计划物质等等。在这10多年积累财富的前几轮竞赛中，得利最大的就是在掌握资源分配大权的部门和企业这两大科层组织中少部分掌握实权者。这少部分人形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过程中的分利集团，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出于互利这一目的，展开了大量的寻租活动。这前六章，主要就是论述我国政治经济这两大科层组织的少部分掌权者，如何利用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创造”了中国当代资本原始积累这一现代神话。
通过对大量事实的伦理追问表明“中国当代所有的经济问题虽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其根源却深桓于非经济领域。在约束软化的情况下，部分政府官员对法规的遵守陷入了一种非常随意和松弛的状态。权力层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行为对下层广泛渗透，导致了中国当代经济伦理的剧变、对金钱意义的张扬达到了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由于市场缺乏伦理规则的约束，我国经济出现一种过度投机的状态。
本书的前六章从纵向揭示了中国自发私有化过程，后四章则从社会的横断面剖析了市场前权力分配引起的种种不良社会反应，揭示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诸种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社会积怨，就业压力过大与犯罪浪潮的叠起，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非组织化进程（宗法组织的复燃和地方恶势力的兴起）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畸变，黑色经济的泛滥和黑社会组织的兴起，似及“官黑结合”而成的地方恶势力在少数小城镇与农村地区已形成对人民的剥削性控制。
上述问题的产生，既有政治经济的作用，更有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中国构成的社会压力既是近期的，更是远期的。它们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说明，金权政治、官黑结合与流民一暴民，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后四章说明，近几年中国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新选择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哪一条路的决定因素。
阶层分化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实上已涉及这一问题，要作更深入的探讨井非本书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专章论述。又如环境问题，在下一世纪必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体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远，故此只在第八章《人口、就业与犯罪》中点明其重要性，也不进行专章论述。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问题都不是改革所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够深入的表现，要想克服上述问题，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将改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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