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总是在腐败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愤怒也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场“反腐败运动”。
德国的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于第40位。
如何遏制腐败，防止进一步“软政权化”，阻止分利集团与政治结盟，在中国目前其实已经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泥足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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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
关系网——寻租活动的神经网络历史上的“贪渎文化”与今日寻租活动的文化继承关系
寻租活动的社会成本
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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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集中讨论当代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开展的寻租活动产生的根源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毫无疑问，这18年改革当中，拥有庞大国有经济的政府及各种由政府掌握的资源，一再成为各利益群体寻租的猎物；而政府部门中的不法分子则将企业以及其权力所辖范围视之为其“索贡”的对象。在对历时18年的经济改革作出评价时，最让国民在道德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腐败行为的泛滥。在前10多年，还有人认为腐败只是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特产”，因为在这一地区，几百万元乃至数千万元的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中国第一贪”的“桂冠”在几年之间已数易其主：首先由中信实业银行行长高森祥夺得；未几又落到深圳某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曾利华头上；不到半年又冒出了一个贪污1300万元的巨贪一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这一纪录旋即又披深圳市建设银行职工梁健云以两千万之巨加以刷新。但是无锡邓斌j匕京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案，以及贵州阎健宏案又使中国人认识到：一向被视为首善之地的京都和以贫穷著称的贵州，贪污腐败之风也未遑多让。而这些已曝光的还仅仅只是贪官污吏中的一部分，事实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所一再指出的那样：卷进经济犯罪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其中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赃在法、徇私舞弊等犯罪问题严重；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携巨款潜逃情况突出；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和跨地区、跨国犯罪的情况突出。这种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已使改革的声誉大大受损，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危及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
寻租活动的社会根源
转型期的中国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目前还不具备。由于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使得政府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猎物。当前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这种腐败行为，中国学术界原来称之为“权力经济”，或日“权钱交易”；政府的法律用语则统称为“经济犯罪”。在国际经济学界，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寻租”理论以来，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统统被纳入这一范畴加以讨论。最近一两年以来，有关寻租的讨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已成为一个最富刺激性和最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只是这种较分散的“讨论和中国目前的大面积腐败比较起来，就显得力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按照通常的说法，寻租行为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寻租主要是通过政府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得到占有“租金”（即“超经济暴利”）的特权，所以寻租活动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这种寻租活动只耗费资源而不创造社会财富，或者说它只是一种为单个企业创造利润而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寻租活动的泛滥，为任何进步的法律制度所不能容忍。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中国当前寻租活动的性质，即这种寻租行为是属于“事前寻租”还是“事后寻租”。“事前的寻租活动”是指各种利益集团付出努力和资源来影响各种政策的出台；“事后的寻租活动”是指各种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政策空隙寻找租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策山台这种事前的了租活动同前还很少；更多地是利用各种政策缝隙来寻找租金。只不过由于中国转轨时期的体制漏洞非常之多，所以寻租活动的伸展天地相当广阔。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体制上来说就是变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目前只能说我国尚处于模拟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市场经济所具备的基本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目前在我国还不完全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尤其是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中，远不止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对目前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起决定作用的几次大的资源配置当中，如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后来的房地产热中，都是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能，进行资源配置，从而造成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功能严重紊乱；攸部分人得以利用手中权力，在这几次改革中进行着肆无忌惮、人规模的寻租活动。
从这几年中国各地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