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论者以夫妻店的狭隘眼光来看待国家科技事业的大局,怎能不误国呢?
问题很清楚,中国科技体制的根本动力只能来自民族凝聚力,个人物质利益动力只能作为第二位的。如果这一点能够做到,则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批涌现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时间还可能不需要太长。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民族凝聚力呢?在很多人看来,这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我也认为这很困难,但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当然,也不敢绝望。因为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又将回到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时代,就像目前的俄罗斯一样。为了避免这种梦魇般的结局,我们还是想争取每一线可能。在本书的结尾部分,我将着重讨论这一最重大的问题。在本节中,我想光谈一点浅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因为高等教育与科技力量的关系最密切。
从数量上看,中国这十几年来的高等教育应该说是大发展时期,招生数量每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99年更是猛增61%,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已经成为城市青年的基本需要。从教育手段上看,从电化教育到多媒体教育到网络教育,至少在品种上与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步。与此同时,则是教育设施的改善和教师待遇的提高,虽然这方面比较慢一些,但相对的进步是绝不可否认的。现在在各种职业社会地位调查榜上,高校教师常常名列前茅。然而,与这些现象上的进步相比,教育目标却越来越含糊,教育思想也越来越刻板僵化,因而教育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
失败首先表现在学生对核心科技知识的冷落上。80年代初期,社会上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到80年代中后期,热点就开始转向管理、财会、外贸、法律类专业;到90年代以后,财会、经贸、法律类专业渐趋饱和,但仍然吸引着智力上最优秀的学生去报考,与此同时,则是经久不衰的计算机语言、外语热。许多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人惊奇地发现,所有的考试其实都是考外语,专业知识只需要临时抱一下佛脚、参加一下复习班就可以,只有外语是硬碰硬的。相反,水利、地质、农林、机械、材料以及物理、数学等最需要一流智力和创造力的专业则常常只能招到中下等生源。说到底,计算机语言和外语都是人造符号系统,它们只是有助于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却不能代替科学技术本身。我相信,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杜邦、ibm公司、贝尔实验室的核心专家群都是富于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创新动手能力的人,而不是仅会计算机语言(研究计算机软硬件的专家除外)的人。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不是靠学会计算机和外语,与外国人能顺利交流就可以实现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中国的专家群自己研究开发。以前某个军工部门曾经就有过这种幻想,以为靠一些伶牙俐齿的美国通就能把美国技术交流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改进战斗机的电子性能。然而,当中国痴痴迷迷地将本国最好的战斗机送到了美国,美国却只是借机彻底搞清楚了中国飞机的性能参数和设计、制造实力,然后借口“八九风波”中止了技术合作。在考克斯报告发表的今天,我们可以知道,把美国先进的雷达和电子设备装到中国战斗机上,这根本就是某些中国人的一厢情愿。
更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未被吸引到“热门专业”的高智商学生,如北大、清华等校的数学、物理、生化等专业的学生则流向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等欧美名牌学校,成为美国全球人才战略的俘虏。事实上,美国本国学生更是很少热衷于数理化,上层人士的子弟常常修习企业管理、国际政治、法律、财会等专业,以继承父业掌控全球经济。美国中小学教学质量之低劣已经成为其统治精英的一块心病。好在美国有钱,可以从中国、印度、南韩、巴西、阿根廷、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吸引高智商学生,以巩固其技术优势。
失败也表现在教学过程中。韩愈曾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今天的高校教师别说是争取达到韩愈的境界,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虽然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但是与出国留学相比,与到外企当白领相比,与社会上某些权力部门和热门职业相比,教师的待遇仍然是不高的。更何况,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福利房的价格也越来越高,远远超过一名普通教师的承受能力,教师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只好忙于到处揽项目、搞科研、到处讲课,虽然这些事情可能与提高国家科技力量或国民素质关系不大,但却和个人收益关系巨大。其结果是,对于越来越多的教师来说,讲课就是挣钱,和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什么区别。更要命的是,工人的工作绩效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和检查制度,谁的工作不好马上会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上反映出来,其工资和岗位就可能不保。而教师的工作绩效却常常无从考察。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所国内高校,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大多数高校,对教师的讲课质量有充分的约束和监督。唯一的硬性要求是必须按课表讲课,只要教师到了课堂上,一切问题就仿佛都不存在了。因此,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教师的课堂行为便向成本最小化方向发展,越来越随心所慾、不负责任。我讲我的,你听你的,讲得对不对天晓得,听得懂不懂你知道。这样的教师虽然误人子弟,却还不害人子弟。更糟糕的教师不但追求成本最小化,还追求收益最大化,比如花钱就能给高分,花钱就能变不及格为及格等等。有一句校园顺口溜说得好:“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当神圣的课堂变成老师和学生间的猫和老鼠游戏的场所时,怎么谈得上教学质量呢?事实上,甚至连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都不得不承认教育质量在滑坡。许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告诉我,回顾四年大学生活,他不是感到充实和留恋,而是时光的虚度。上大学固然学了很多知识,但却没有学到思想,学完就忘。一个典型的大学生是“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抄笔记,考完全忘记”。不仅教的方面有问题,学的方面问题也很大。由于受社会浮躁气氛的影响,新的“读书无用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基础课教师普遍感到,学生越来越不求甚解。以往一些难题总是能激起部分学生的钻研兴趣,而今有这种兴趣的学生却日见稀少。以往学生的课余生活仍然是以学为主,而今则被跳舞、社交、玩电脑游戏、看带色录像所占据。一方面是不好好教,一方面是不认真学,最后就是相互走过场。学生是混个文凭了事,教师则是混口饭吃作罢。
因此可以说,十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失去灵魂的庞大躯体。这一事实可以作双重理解,第一是对现行高等教育感到失望,从而对发展独立科技力量感到失望。第二种理解也在失望,但同时他们还看到,一旦这个庞大的躯体被重新注入灵魂,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立刻可以转化为科技事业的强大源头。从“五·八”事件时教师和学生的表现来看,这第二种可能是存在的。
就业优先,资源节约,发展战略产业,为科技和教育事业重新注入灵魂,这是我所考虑到的21世纪国际竞争战略相互关联的四个要点。就战略态势而言,这仍然是属于守势战略。我认为,守势战略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战略姿态。这既是由我们的弱势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哲学决定的。与西方文明以武力征服世界不同,中华民族的崛起从根本上必须依靠文化上的优势。孙子早就告诉过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只要中国的道路能解决西方文明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华民族就能征服整个世界的人心,从而以真正富强、民主、文明的姿态屹立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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