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
汉书食货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据此二说，则风诗实有民间男女之作，然作者为民间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词意不庄，近于亵狎者，皆为淫诗，且为淫人所自作，陈傅良谓以彤管为淫奔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窃所未安，藏其说不与朱子辨，朱子谓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未曾得见，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锡瑞案陈止斋诗说，今不可得见，据朱子谓其以说男女者为说君臣，则风人之义，实当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词集注曰，楚人之词，其寓情草木，?意男女，以极游观之?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兴，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属也，朱子以诗之六义说楚词，以?意男女为变风之流，沅芷澧兰思公子而未敢言为兴，其于楚词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未尝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独于风诗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必尽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后世诗人得风人之遗者，非止楚词，汉诸家近于比兴者，陈沆诗比兴笺，已发明之，初唐四子?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显白之，古诗如傅毅孤竹，张衡同声，繁钦定情，曹植美女，虽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要之必非实言男女，唐诗如张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李师道聘作，?于节妇而非节妇，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一篇，乃登第后谢荐举作，?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笺释而明者，即如李商隐之无题，韩?之香奁，解者亦以为感慨身世，非言闺房，以及唐宋诗余，温飞卿之菩萨蛮，感士不遇，韦庄之培萨蛮，留蜀思唐，冯延已之蝶恋花，忠爱缠绵，欧阳修之蝶恋花，为韩范作，张惠言词选，已明释之，此皆词近闺房，实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谓之接迹风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风人，岂非不知类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男女而据为实言，正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论鸟兽草木之名当考毛传尔雅陆疏而参以图说目验
鸟兽草木之名虽属诗之绪余，亦足以资多识，三家既亡，详见毛传，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张揖进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据此则毛传与尔雅同渊源于子夏，故尔雅之释草释木释鸟释兽与毛传略同，曹粹中放斋诗说以为尔雅成书，在毛公以后，戴震曰，传注莫先毛诗，其为书又出尔雅后，尔雅，杜甘棠，梨山檎，榆白?，立文少变，杜涩棠甘，而名类可互见，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见杜，杜甘棠，以杜见棠，毛诗，甘棠杜也误，?白榆也不误，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檎，榆白曰?，朱子诗集传，于陈东门之?云，?白榆也，本毛诗，于唐山有{艹区}云，榆白?也，殆稽尔雅而失其读，其他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钱大昕曰，毛公所见尔雅，胜于今本，如草木?鱼，增加偏旁，多出于汉以后经师，而毛犹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属，皆当依毛本改正者也，陈奂曰，大毛公生于六国，其作诗故训传传义，有具于尔雅，有不具于尔雅，用依尔雅编作义类，案诸家说，皆以尔雅先于毛诗，与曹氏说不同，考鸟兽草木者，二书之外，陆玑草木鸟兽?鱼疏，为最近古，成伯?毛诗指说曰，陆玑作草木疏二卷，亦论?鱼鸟兽，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体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据此则唐人于陆疏已不尽信，然十得六七，犹胜后人臆说，宋蔡卞毛诗名物解，许谦集传名物钞，陆佃尔雅新义，罗愿尔雅翼，自矜创获，求异先儒，而蔡卞陆佃皆王安石新学，安石诗经新义，八月剥枣，不用毛诗剥扑之训，以为剥其皮以养老，后罢政居钟山，闻田家扑枣之言，乃悟杜诗东家扑枣任西邻，及枣熟从人打，知毛传剥扑之训不误，奏请删去诗义，宋人新说之不可信如此，所说名物，安可据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鸠为何鸟，则不能辨挚而有别，言挚至与言鸾猛之孰优，不知?苜为何草，则不能定毛与三家，乐有子与伤恶疾之孰是，多识草木鸟兽，乃足以证诗义，动植物学，今方讲明，宣考毛传尔雅陆疏，证以图说，参以目验，审定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经义，亦深有裨实用，未可以其琐而忽之也
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
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自宋以后经学宗朱，说诗者莫不从朱传，郑笺宗毛者也，而间用三家说，朱传不宗毛者也，亦间用三家说，惠栋九经古义曰，王伯厚谓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三体，与笺诗异，案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卢君谓卢子?也，先师谓张恭祖也，续汉书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同门相反，玄本传云，又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故记注多依韩说，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郑笺宗毛，然亦间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衤暴，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疒乐>，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ル，ル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也，详见毛诗稽古编经义杂记，此郑笺间用三家之证也，王应麟诗考序曰，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异同，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独朱文公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宋人讳匡字，改为康，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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