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
公元前87年登基的昭帝在汉代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受其长者支配而登基的未成年的皇帝，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以前在吕后掌权时，已有两个幼儿被指定为皇帝；以后的例子包括平帝（刘箕子），他在公元前1年登基，时年九岁；刘婴，他生于公元5年，次年被选为平帝的后继者；在后汉时期也有若干类似的例子。
这些皇帝都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的确，只在极少数例子中才可以看到某个皇帝亲自负责制订政策或支配国家的命运（如高帝、王莽、光武帝，起作用较小的有宣帝和哀帝）。昭帝的直接继承者就是明显的例子（见下文），它说明一个与皇帝毫不相干的人可以统治中国，继位问题可以被用来适应有野心的和利己的政治家们的需要。
这些例子提出了关于皇帝能够掌握权力的程度和他对施政的重要性的问题。［1］ 虽然皇权的性质将在下面讨论，但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旦王朝建立，皇帝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不过这件幼儿登基之事表明，皇位上应该有在位的人，这对维持政务是必不可少的。皇帝为国家之首，高居在国家机器的顶点，可以说一切权力都由此授予：没有一个正式登基的皇帝，王朝的基础就不完整；没有他的正式权威，政府的法令和政治家的决定都可视为无效。
随着时间的消逝，强调皇帝拥有这种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与被认为是主宰宇宙的力量联系起来以提高皇帝的权威，这不仅是可取的，甚至是必须的；董仲舒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为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在宇宙体系中提供了一个公认的位置。但是，一个位于国家顶点的成人或儿童却发现自己未必能亲自行使这种权力。由于汉代政治家的巧妙的手段，他们能通过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名义上高高在上的人来使他们的决定生效；而那些决定既可以促进国家的利益，也同样可以扩大自己个人的事业。颁布诏令必须加盖御玺，但最好要说服皇帝扮演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角色；他应该通过皇帝的头衔而不是通过发挥他的个性来进行统治；他的存在在形式上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实践中他个人的影响可以不予理会。
所以毫不奇怪，有些汉代的政治家情不自禁地想为自己的利益而左右皇位继承问题。例如，他们通过拥立听他们话的幼儿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做不到这点，他们可能有被其政敌取而代之的危险。虽然有不少利用继位以拥立傀儡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有意识地拥立渴望以自己的意志施政的坚强进取的皇帝的例子。
也有几次私利追求者企图篡夺皇位以满足自己野心的事。因在驱赶吕氏家族中发挥作用而最为知名的齐王在公元前180年，可能就一心一意想这样做。在昭帝时代，武帝和李姬之子、公元前117年以后当上燕王的刘旦就发动了两次未遂的政变。他显然抱有继承其父皇位的希望，甚至达到了声称昭帝不是武帝之子的程度。［2］ 公元前86年，他阴谋用武力篡夺皇位，只是设法把责任推给了他的一个亲戚，才未受惩罚。六年以后，他作了第二次尝试，因他的计划过早泄露而失败；作为政变计划的一部分，燕王曾希望暗害霍光，但这一阴谋失败，以燕王的自杀告终。从历史角度看，这一事件涉及了远比燕王的命运更为重大的问题，因为有两个重要政治家因与阴谋有牵连而被处死。第一人为武帝死后三人执政之一的上官桀；第二人正是御史大夫和使中国经济制度化的计划的制订者桑弘羊。第三个牺牲者也值得一提，因为他的事例表明皇亲也不总能保证免受惩处；此人为上官桀之子、公元前83年以来的骠骑将军和当今的国丈上官安。
这时，一项变化开始影响控制帝国政府的方式。因为虽然官员的编制，包括丞相、御史大夫、九卿等高级官员，继续足额，但实际权力却落到了那些未必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之手。自王朝初期以来，朝廷习惯于对个人赐给某些名誉官衔（如侍中）。它们不过是荣誉或受宠的标志，接受官衔的人数也没有正式限制。这些人没有特定的职责或官俸；他们能随意进入皇宫，个人可以伴随皇帝。
最后出现了一个小圈子，其成员都有这类官衔，他们的实力可以与正式的官员抗衡。这个集团有时被描述为内廷，以区别于由正式任命和有官俸的文官组成的外廷。［3］ 有时一名侍中奉命领导少府的一个下属官署——尚书；这样，他就有条件可以不顾正式职官的任务和活动而行使其权力。于是，尚书令就可能成为宫中最有力的人物，他能直接觐见皇帝，能由此获得对他的行动的必要的认可。在这些名誉官衔中以大司马为最高，有这个官衔的人很少；得到它会带来无容置疑的权力。
到公元前80年，霍光明显地处于有利的地位。［4］ 公元前86年金日?之死和公元前80年上官桀的处决结束了三人执政；而桑弘羊的消除，作为权力政治的牺牲品，使国家失去了一名最能干的公仆。再也没有人能单独地向有力量支配帝国政府的大司马霍光的权力挑战了。当然，田千秋已被正式任命为丞相，但他是一个平庸的人，老得只好特许他坐车而不是步行上朝。此外，霍光已被任命领导尚书令的班子，因而享有充分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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